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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材料1:

“农民工希望的未来”

有些人打牌输的连饭都吃不起

据调查，20-30%的农民工都感到极为寂寞，低收入和文化不高限制了他们，赌钱、喝酒等成为寻求刺激，排遣寂寞的方式。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未来

我们这儿有人还没有合同，心里总不踏实，保险什么的也比不上城里人。

我们都寻思，老家学校还是不行，孩子要能来城里的学校就好了。可户口太难弄，孩子上学很麻烦。

30%以上面临无合同用工、拖欠工资等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调查26.2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

44.5%农民工期望提高老家学校教学质量

41.6%农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务工地公办学校上学

材料2: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呈现出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的“不同步性”、成本的“高价化”、结果的“半市民化”等现实特征。

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在绝大多发达国是同步的、合一的、彻底的。例如，英国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美国选择了以自由迁移为特征的非农化转移模式；日本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使其比较直接和快速地完成了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市民化的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二元体制和制度，在渐进改革模式下的城乡人口转移呈现出特有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过程被分割为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第一阶段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农民进城的人数逐年迅速增加。但是，第二阶段即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首先表现在城镇化的公共成本高上。据分析，城市每进入一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会总成本为2.5万元/人（按2000年不变价格）。其次，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表现为个人支付的高成本。具体来说，其一，进入城市搜寻工作的成本高；其二，生活成本、教育培训费用，以及为规避风险而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保险所支付的人均保障费用等也相当高昂；其三，居住的成本高，租住尚且不易，购房更是难于登天。

从农民式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来看，农民工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脏、累、苦、险、差等行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行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在身份上，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户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同等的待遇。在权力保障上，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在城市社会生活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明显的隔离，处于“生存孤岛”之中，且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农民工往往选择单独外出，造成一方面是夫妻分居，另一方面是老者、儿童留守的农村家庭分离。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可，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产生复杂的情结，逐渐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和社会支持。

材料3:

材料4:

某社会学研究人员调查研究了到扬州从事拖砖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以下材料分别是该研究者的部分访谈记录和他所整理的反映这一群体社会网络构成的数据表格，在不少方面生动反映了这一群体的典型生存状态。

◆访谈记录

拖砖人高师傅，路边（指访谈地点，下同）：洼子街那边是老乡在扬州城里面最早的一个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砖头市场，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我一开始刚到扬州的时候是住在竹西路的渔业新村的，后来这个地方拆迁了，我们先是搬到马路对面的缸套厂旁边的一个村子里面，后来又搬到了太平北路，再后来才到现在的瓦窑这个地方。我们也想继续租住在竹西路附近，刚开始到扬州的时候就住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氛围，附近的老板缺砖头了都往这路口来。生活上竹西路这边也方便，有菜场超市，现在搬到瓦窑那边了什么都没有，修车也没有以前方便。

某城中村杨书记，村支部：你说到的他们的住所经常被驱赶的事情，这个情况太普遍了。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是摊大饼，在扬州，你以文昌楼为中心画一个圈，这些外来人口的住所就是一圈一圈地往外滩，不断地外迁。跟你举个例子，我们家也是拆迁户，原来就是住在现在的月明苑那个地方。拆迁之前我把家里的房子租给高邮来扬州做小生意的一户人家，民房那边也拆了以后，他们就不租了，到了搬到平山那边去了，那边房租更便宜。你调查的拖砖头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做拆迁这方面的，所以跟随着市场走，这个无可厚非。

拖砖人随师傅，家中：吃上面我们从来不亏待自己，但在扬州也不乱用。出来就是挣钱回家的，在扬州今天做得不顺心我明天就可以走了，没什么念想，也没人管。家里面怎么说也还有一亩三分地呢，饿不死。在这可不一样，挣不着钱就没得活了。在扬州有点钱逢几个月我就在附近的邮政储蓄汇给家里面，儿子女儿都在家里面，老人带着，要用钱。儿子上完初中，要是念不下去娶媳妇儿也要用钱。

拖砖人徐师傅，修车场：虽说每年呆在家里的时间不长，大头的钱我基本都是在家花的，回去过年，哪年都得用好些个钱。就拿今年过年说吧，儿子准备今年春天的时候结婚，家里面去年底也刚刚装修了一个，过年给他简单配了电视冰箱什么的就花了两三万，一年辛苦挣的钱基本都用完了。

某城中村殷主任，村委会：关于他们在扬州给当地带来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交通这一块，因为他们大多是农用车。农用车的年审都是在农资部门，按道理城市道路他们是不能使用的，他们行走的路径只能是北绕城以北的农村地域。所以交警是要查扣他们，因为单纯地通过电子眼的话，他们的号牌不联网，也抓不住他们。

拖砖人王师傅，拖砖市场：扬州的交警很孬种，很坏，他们叫我们侉子（注：侉子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含轻蔑意），我们这种外地牌照的农用车，也会受到歧视。车子放在了路牙边没停进去，也要被拖走。一被逮住，少则八九百，多的要两千多，要忙好几个星期才能弄回来。你还不能说拖走就不要了，毕竟这是吃饭的家伙。去年我们一个老乡就是一个月里面连续被罚了好几次，气得回去了。我们在城市里面挣点钱不容易，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少罚点款。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我去年换了个新车，在扬州上的新牌照。为了这个驾照，在老家学了三四个月都没出来。过去我们大多数老乡用的农用小三卡额定只能拉500公斤的货物，也只能在城区划定的禁区外转悠，抓住违停或者超载的话一罚就是2000块。换了卡车办了本地牌照，交警虽然也知道还是我们这帮人，但是本地的牌照只要按照汽车的规范行驶，交警最起码不会找麻烦。现在的这个车一次能拉3000块砖头不成问题，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躲躲藏藏。另外，除了拖砖，也能做一些其他的货运。

拖砖人刘师傅，家中：我现在的生意，基本都是靠电话联系。很多老乡没生意的时候都拉着砖头在场子上等老板，我很少去。我这人比较懒，有时候晚上去拖建筑垃圾累了，白天就多玩玩，站在那里等也很少有生意，挣不了几个钱。这么多老乡，在扬州做的好不好，全看在扬州熟悉的老板多不多。出门在外，就是看朋友多不多。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如果我现在手上有60万，我也不愿意留在扬州。安徽老家有老人、有小孩、有熟悉的环境，乡里乡亲。自己在扬州，除了一起干活做生意的老乡和经济上有往来的老板，其实社会交往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有60万的钱的话，我更乐意在亳州给儿子买上一套房子，这样老人小孩都能照应到。根据现在的收入，我想等等自己村里面的规划宅基地一旦落实，就准备花个20花砌个三间三层的房子，里面不一定要铺砖，但是外面一定要弄得漂亮些，让人觉得有华堂的感觉，这样显得有面子些。

我兄弟姐妹四个人现在都在扬州。我姐姐和姐夫他们就想留在扬州。他们一个人在超市工作、一个在厂里面的保安，不像我们，他们平时接触的扬州人相对来说类型多点，想法就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倾向于积攒一部分的钱，能在扬州买套房子，一家人就在扬州定下来。

拖砖人女儿，家中：当然是在扬州好，扬州有英语学，我特别喜欢学英语，老家小学没得学。还有在扬州有大超市，老家没有超市。爸爸妈妈都在扬州，我们在这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不要像家里面的很多小朋友一样留守。现在我在扬州也有好多好朋友，放完学的时候我也会到他们家一起玩。

拖砖人小李，家中：我在家里也呆不住，家里面种地啥的以前也没做过，现在年轻人呆在家总觉得会被老乡嘲笑，初中毕业我就出来混了，之前去过北京杭州，也没赚几个钱。我小时候老爸老妈就在扬州做这个行当，结婚以后想定下来了，就来扬州接过我爸的这个活儿，来扬州也五年了，未来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

拖砖人李大姐，修车场：在不在扬州继续干下去，完全取决于收入，我们现在也就走一步算一步，拆迁量小了，交警罚款管得严了，说不定干完这个月我们就走了。去年年底就有好几个老乡做不下去就回去了，反正在扬州也没有抛不下的，顶多损失几百块房租，说走就走。在家也挺不错的，家里的田我说什么也不肯丢掉，愿意就种种，即使不种的话一年零零碎碎的补贴也有小几千。有自己的田，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保障，谁会把户口转到扬州来啊。就是在扬州，每逢收麦子种豆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去的。

{图}

材料5:

道格?桑德斯，专栏作家、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2007年，桑德斯从欧洲出发，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走访、调查，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之后完成了著作《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以下是某日报记者对桑德斯的采访记录。

记者：你是如何定义“落脚城市”这个概念的？

桑德斯：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乡村移民在城市中生活的起点，这种称呼与传统的学术和官方用词“移民门户”或者“原始社区”区分开来。我们习惯于将落脚城市视为由廉价住房、贫困人口构成的区域，是健康都市的不良生物。但实际上那里充满着向上的活力，作为迁徙过程中的落脚点，那里总是受到忽视，但却聚集了很多向上的动力。在那里生活的人以这个地方为阶梯，希望走到城市中心。

记者：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和“移民”问题上所处的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你居住在伦敦，前几天也到过北京。你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落脚城市”的理解上存在着什么差异？

桑德斯：面对外国读者的时候，我花很长时间去向他们解释移民问题。他们常常并不了解他们的前辈迁移的背景。他们知道移民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移民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他们理解中的变化大都是文化上的变化，但是并不是经济上的变化。我现在定居在伦敦，但是我应该算生活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很多人都是来自非常贫穷的地方。

但我发现，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感知更加敏锐。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移民，然而书中记录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

记者：落脚城市远离都市的核心，但其中的社会生态其实是五脏俱全的。在你的观察中，落脚城市中的人最为渴盼的是什么？

桑德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很多落脚城市中的人每个月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寄回农村老家，支撑家庭的开销；第二部分则为孩子的教育而储蓄；第三部分才是自己的生活开支。可见，他们对于长期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是抱着期望的。

我并不赞成很多人住到落脚城市，我也不是说落脚城市不好，一定要吧落脚城市夷为平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审慎看待这个问题。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般来说是非常有抱负的人，他们也不是当地最穷的人，他们一般有着自己的计划。他们会面临失败，面临着很多问题。他们希望从底层升到中层，把落脚城市作为梯子。但是在有些落脚城市，这些人就不能跨上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过上城市的生活，落脚城市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不应该将它们拆掉。

现在很多落脚城市成为危险之地，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些落脚城市，那里是没有学校的，也没有什么基础措施，政府根本不承认那些地方的存在，以至于那里毒品泛滥，犯罪横行。政府不来管的话，那里就会形成一种帮会组织，形成黑社会。

记者： 你对“贫民窟”和“乡愁”的理解与很多人是不同的。你更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去解读“贫民窟”，而对于“乡村田园”，你则认为那是一种浪漫的误读。你在观察和写作的时候，秉承的是什么样的理论视角。

桑德斯：我参考了两种视角。一种来自于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讲的是我们要做的只是提供法律基础，给他们住房，让市场充分自由。这种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世界各国。我认为，数以万计的资金可以在贫民窟运转，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他们自由。这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建议，但是并没有深入论证。

另外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要管制经济，要有周详的计划。但是计划经济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座座公寓大楼，但是没有给他们发展空间。这样的话没有了“活水”的引入。

在两者之间应该寻求一种平衡点，我们既要保证自由市场的作用，满足贫民窟对市场的需要。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肆意发展，住房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引导或者解决。在处理落脚城市的问题上，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同时提供“水”和“阳光”。

材料6:

浦东林鸣路、金谊一带，人口十分密集，周边巷道曲折狭窄小，混乱拥挤。因通风条件较差，气味极其难闻。这片城中村规模不小，从墙头挂出的各种广告看，这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

在林鸣路上有不少无证餐饮店。在一家电信店门前，褐色的大铁桶里生着柴火，油锅里的油已经开了，老板娘正拿着筷子不断地搅动着刚入锅的油墩子。油锅旁边桌子上的红色塑料盆里，浸泡着一圈圈的条状面粉。老板在一旁将长长的的面条圈在手掌上做成馓子状，接着放进油锅中。油锅里的油已经发黑，浓浓油烟飘向路边，让人腻心。老板说，他的点心经常有人大批量购买。累死的小店，在附近比比皆是。

从林鸣路转弯到了金谊路，凹凸不平的小道不仅路面破损，而且不时有坡度，路的两边散布着低矮不一、排列无序的民房、厂房。早在2011年8月，有居民举报称此处一厂房内有人生产假冒伪劣调味品，该地下作坊被有关部门取缔。时隔近三年，路边的小作坊依旧非常多，种类也十分丰富，其中以家具店、二手电脑维修、玻璃制品店、废品收购站为主。这些小作坊一般都“不算太坏”，但是，在城中村内藏匿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地下食品的加工窝点，不论加工还是送货都很隐蔽，很难被抓到。到了生产旺季，小作坊日夜开工，附近居民不堪其扰。由于这些小作坊根本没有相应的排污配套设施，生产过后的废料也是随地乱扔。

由于这里离中心城区比较近，加上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打工者，但是人多混杂，导致这里的治安并不太好，经常发生盗窃案。“没有人值守，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偷盗现象时有发生，治安有点混乱。”浦东天花庵村的老租户谭先生说。城中村内结构复杂，村内道路狭窄混乱，内部小巷却四通八达，晚上路上连路灯都没有，更不要谈监控探头了。“一年前，邻居家的租户遭盗窃，报了案，如今租户换了一批又一批，案子还是没有破。”谭先生说，即使对这里熟门熟路，他依然没有“安全感”。一些打工者晚上回来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深夜大声嚷嚷，有时还会打架斗殴。

前几年，这些村子的治安情况不太好，引起不少当地居民的反感。“十年前，还有零零散散的传销团队进我们村，他们每天唱歌、拍手、上课，吵得不行，还有人闹着要跳楼呢。”早就从城中村里搬出来的陈先生回忆道，当时，那些传销人员不但花大钱租房，还带动了周围食品店和小餐馆的生意，所以，当时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哪怕只是短租。

材料7:

曹占洪的房东刘大姐40多岁，本地人。当初盖这些平房，刘大姐是为拆迁准备的。但这两年，周边的一些村子先后拆迁改造了，大白楼一带也总有风声，可最后都没有了消息。

大白楼村几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盖房子搜租金过日子。而北面一点的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的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寿宝庄、大白楼一带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等不到拆迁，房源紧俏，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刘大姐这样的房东，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随者“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这样的房客，只有无奈，毕竟，以现在的居住条件，用同样的租金在这座城市是找不到同样的房子的。

也有人选择离开，要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钱，找个交通方便一些、条件更好一点的房子。因为租金涨价，曹占洪的一些朋友离开了大白楼。

曹占洪隔壁的张大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原本住在这是因为房租很低，尽管每天上下班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就勉强忍了，但现在房租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迁，还不如早点搬走。”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饭店业受到影响。饭店老板娘是东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这座城市，除去每个月1500多块钱的房租，一个月小1万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显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来的住户还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点吧”。说起大白楼村未来可能的拆迁改造，老板娘颇为无奈，“没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呗。”

材料8: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贫民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问题的困扰。

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城市的经济危机会驱动着农村贫民转移到了城市。相对于迅速而又庞大的农村——城市移民进程，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些信的人口，这就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甚至扩大。

在中国城市，一方面，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城中村。另一方面，普遍出现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并存的局面，且城市越大越繁荣，与此相伴随的是农村社区的衰落，农村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倾向。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但是如果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的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这些贫民构成的街区很难说不是“贫民窟”。

材料9:

巴西的有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或者不合法的居民区中，常常占用公共土地。据统计，贫民窟人口约占里约热内卢全部居民人口的25%。这些贫民窟是一些外来打工者的家园，但是其卫生条件极差，常常遭到自然灾害和犯罪的侵扰。著名影片《上帝之城》令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举世闻名，这里的贫民窟也成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贫民窟。

历史上，巴西的多届政府都曾试图以强拆的方式清理、甚至消灭贫民窟，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被城市的管理者强行赶走后，穷人们又会另选他处盖起新的贫民窟。

由于缺乏治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外界如同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法律、经济体系及自成一体的社会准则。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由于长期成为“城市孤岛”，在一定程度上，贫民窟里的黑帮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还宣称能为居民提供“保护”。警察和军警每次在贫民窟展开治理行动，则更像是在“他国土地”上与敌人作战。在暴力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同时，巴西政府也开始尝试采用柔性的手段。如里约热内卢市当局发起了一项“和平警队”的计划，让“和平警队”进驻贫民窟，并计划到2014年在160个贫民窟建立“和平警队”。

这些警察的职责一半是传统警察的工作，一半是社会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获得居民的好感。比如说，警察们会到育儿中心，与儿童打成一片，让这些儿童在他们腿上爬来爬去，还玩着他们的对讲机以及带有皮套的手枪。一些警官还中断巡逻任务，教孩子们弹吉他和小提琴，并教他们学英语。

材料10: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市貌是这样的：脏乱且摆满小摊贩档的桌椅；晾着洗好衣服的竹竿无序地往窗外伸出；原本仅够两个大家庭的房屋挤满了50个人，而且得共用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不过，这已是不复存在的情景。新加坡在不到40年间通过机构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消除了这个弹丸小国发展初期相当普通的贫民窟景象。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返范例。

为了消除贫民窟，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祖屋”计划，祖屋社区相当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福利房，位于离市区较远的地区，大多数为13-14层的电梯房。由于组屋属于福利房，价格非常低廉。组屋虽然是保障性质的居住区，但是配套设施却十分完善，有公共汽车转换站、地铁站、出租车等待中心等交通配套，其他如商业中心、银行、学校、图书馆、剧院等一应俱全。

在贫民窟的消失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拆迁的手段，因为所有低收入者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组屋，就这样物美价廉的组屋逐渐取代了脏乱差的贫民窟。新加坡政府对建好的组屋，还会经常跟踪维护。一般5年到10年政府就会出资翻新一下老的组屋，不仅是维护外立面，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设施。例如老式的楼梯楼里会加装电梯等等，而且这完全是政府出资的，居民不用负担一分钱。

正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总结的，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自建国以来就有个非常专注的政府。加上他是个城市国家，也大大地促使干预政策有效措施、这也间接提供了一个经验，即城镇化的成功需要全政府上下采用协调行动。”

材料11: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细加快，取得显著进展。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会议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会议要求，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地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会议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第二题、根据所给全部材料，以“农民工、城中村、城镇化”为主题词写一篇文章。（70分）（70分）

要求：要求1.不必提供政策或改进政府工作的建议。2.标题自拟。3.文章应观点鲜明、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语言精练流畅。4.篇幅在1000字左右（计入标本与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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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材料1:

“农民工希望的未来”

有些人打牌输的连饭都吃不起

据调查，20-30%的农民工都感到极为寂寞，低收入和文化不高限制了他们，赌钱、喝酒等成为寻求刺激，排遣寂寞的方式。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未来

我们这儿有人还没有合同，心里总不踏实，保险什么的也比不上城里人。

我们都寻思，老家学校还是不行，孩子要能来城里的学校就好了。可户口太难弄，孩子上学很麻烦。

30%以上面临无合同用工、拖欠工资等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调查26.2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

44.5%农民工期望提高老家学校教学质量

41.6%农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务工地公办学校上学

材料2: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呈现出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的“不同步性”、成本的“高价化”、结果的“半市民化”等现实特征。

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在绝大多发达国是同步的、合一的、彻底的。例如，英国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美国选择了以自由迁移为特征的非农化转移模式；日本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使其比较直接和快速地完成了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市民化的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二元体制和制度，在渐进改革模式下的城乡人口转移呈现出特有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过程被分割为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第一阶段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农民进城的人数逐年迅速增加。但是，第二阶段即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首先表现在城镇化的公共成本高上。据分析，城市每进入一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会总成本为2.5万元/人（按2000年不变价格）。其次，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表现为个人支付的高成本。具体来说，其一，进入城市搜寻工作的成本高；其二，生活成本、教育培训费用，以及为规避风险而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保险所支付的人均保障费用等也相当高昂；其三，居住的成本高，租住尚且不易，购房更是难于登天。

从农民式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来看，农民工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脏、累、苦、险、差等行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行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在身份上，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户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同等的待遇。在权力保障上，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在城市社会生活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明显的隔离，处于“生存孤岛”之中，且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农民工往往选择单独外出，造成一方面是夫妻分居，另一方面是老者、儿童留守的农村家庭分离。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可，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产生复杂的情结，逐渐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和社会支持。

材料3:

材料4:

某社会学研究人员调查研究了到扬州从事拖砖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以下材料分别是该研究者的部分访谈记录和他所整理的反映这一群体社会网络构成的数据表格，在不少方面生动反映了这一群体的典型生存状态。

◆访谈记录

拖砖人高师傅，路边（指访谈地点，下同）：洼子街那边是老乡在扬州城里面最早的一个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砖头市场，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我一开始刚到扬州的时候是住在竹西路的渔业新村的，后来这个地方拆迁了，我们先是搬到马路对面的缸套厂旁边的一个村子里面，后来又搬到了太平北路，再后来才到现在的瓦窑这个地方。我们也想继续租住在竹西路附近，刚开始到扬州的时候就住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氛围，附近的老板缺砖头了都往这路口来。生活上竹西路这边也方便，有菜场超市，现在搬到瓦窑那边了什么都没有，修车也没有以前方便。

某城中村杨书记，村支部：你说到的他们的住所经常被驱赶的事情，这个情况太普遍了。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是摊大饼，在扬州，你以文昌楼为中心画一个圈，这些外来人口的住所就是一圈一圈地往外滩，不断地外迁。跟你举个例子，我们家也是拆迁户，原来就是住在现在的月明苑那个地方。拆迁之前我把家里的房子租给高邮来扬州做小生意的一户人家，民房那边也拆了以后，他们就不租了，到了搬到平山那边去了，那边房租更便宜。你调查的拖砖头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做拆迁这方面的，所以跟随着市场走，这个无可厚非。

拖砖人随师傅，家中：吃上面我们从来不亏待自己，但在扬州也不乱用。出来就是挣钱回家的，在扬州今天做得不顺心我明天就可以走了，没什么念想，也没人管。家里面怎么说也还有一亩三分地呢，饿不死。在这可不一样，挣不着钱就没得活了。在扬州有点钱逢几个月我就在附近的邮政储蓄汇给家里面，儿子女儿都在家里面，老人带着，要用钱。儿子上完初中，要是念不下去娶媳妇儿也要用钱。

拖砖人徐师傅，修车场：虽说每年呆在家里的时间不长，大头的钱我基本都是在家花的，回去过年，哪年都得用好些个钱。就拿今年过年说吧，儿子准备今年春天的时候结婚，家里面去年底也刚刚装修了一个，过年给他简单配了电视冰箱什么的就花了两三万，一年辛苦挣的钱基本都用完了。

某城中村殷主任，村委会：关于他们在扬州给当地带来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交通这一块，因为他们大多是农用车。农用车的年审都是在农资部门，按道理城市道路他们是不能使用的，他们行走的路径只能是北绕城以北的农村地域。所以交警是要查扣他们，因为单纯地通过电子眼的话，他们的号牌不联网，也抓不住他们。

拖砖人王师傅，拖砖市场：扬州的交警很孬种，很坏，他们叫我们侉子（注：侉子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含轻蔑意），我们这种外地牌照的农用车，也会受到歧视。车子放在了路牙边没停进去，也要被拖走。一被逮住，少则八九百，多的要两千多，要忙好几个星期才能弄回来。你还不能说拖走就不要了，毕竟这是吃饭的家伙。去年我们一个老乡就是一个月里面连续被罚了好几次，气得回去了。我们在城市里面挣点钱不容易，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少罚点款。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我去年换了个新车，在扬州上的新牌照。为了这个驾照，在老家学了三四个月都没出来。过去我们大多数老乡用的农用小三卡额定只能拉500公斤的货物，也只能在城区划定的禁区外转悠，抓住违停或者超载的话一罚就是2000块。换了卡车办了本地牌照，交警虽然也知道还是我们这帮人，但是本地的牌照只要按照汽车的规范行驶，交警最起码不会找麻烦。现在的这个车一次能拉3000块砖头不成问题，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躲躲藏藏。另外，除了拖砖，也能做一些其他的货运。

拖砖人刘师傅，家中：我现在的生意，基本都是靠电话联系。很多老乡没生意的时候都拉着砖头在场子上等老板，我很少去。我这人比较懒，有时候晚上去拖建筑垃圾累了，白天就多玩玩，站在那里等也很少有生意，挣不了几个钱。这么多老乡，在扬州做的好不好，全看在扬州熟悉的老板多不多。出门在外，就是看朋友多不多。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如果我现在手上有60万，我也不愿意留在扬州。安徽老家有老人、有小孩、有熟悉的环境，乡里乡亲。自己在扬州，除了一起干活做生意的老乡和经济上有往来的老板，其实社会交往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有60万的钱的话，我更乐意在亳州给儿子买上一套房子，这样老人小孩都能照应到。根据现在的收入，我想等等自己村里面的规划宅基地一旦落实，就准备花个20花砌个三间三层的房子，里面不一定要铺砖，但是外面一定要弄得漂亮些，让人觉得有华堂的感觉，这样显得有面子些。

我兄弟姐妹四个人现在都在扬州。我姐姐和姐夫他们就想留在扬州。他们一个人在超市工作、一个在厂里面的保安，不像我们，他们平时接触的扬州人相对来说类型多点，想法就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倾向于积攒一部分的钱，能在扬州买套房子，一家人就在扬州定下来。

拖砖人女儿，家中：当然是在扬州好，扬州有英语学，我特别喜欢学英语，老家小学没得学。还有在扬州有大超市，老家没有超市。爸爸妈妈都在扬州，我们在这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不要像家里面的很多小朋友一样留守。现在我在扬州也有好多好朋友，放完学的时候我也会到他们家一起玩。

拖砖人小李，家中：我在家里也呆不住，家里面种地啥的以前也没做过，现在年轻人呆在家总觉得会被老乡嘲笑，初中毕业我就出来混了，之前去过北京杭州，也没赚几个钱。我小时候老爸老妈就在扬州做这个行当，结婚以后想定下来了，就来扬州接过我爸的这个活儿，来扬州也五年了，未来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

拖砖人李大姐，修车场：在不在扬州继续干下去，完全取决于收入，我们现在也就走一步算一步，拆迁量小了，交警罚款管得严了，说不定干完这个月我们就走了。去年年底就有好几个老乡做不下去就回去了，反正在扬州也没有抛不下的，顶多损失几百块房租，说走就走。在家也挺不错的，家里的田我说什么也不肯丢掉，愿意就种种，即使不种的话一年零零碎碎的补贴也有小几千。有自己的田，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保障，谁会把户口转到扬州来啊。就是在扬州，每逢收麦子种豆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去的。

材料5:

道格?桑德斯，专栏作家、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2007年，桑德斯从欧洲出发，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走访、调查，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之后完成了著作《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以下是某日报记者对桑德斯的采访记录。

记者：你是如何定义“落脚城市”这个概念的？

桑德斯：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乡村移民在城市中生活的起点，这种称呼与传统的学术和官方用词“移民门户”或者“原始社区”区分开来。我们习惯于将落脚城市视为由廉价住房、贫困人口构成的区域，是健康都市的不良生物。但实际上那里充满着向上的活力，作为迁徙过程中的落脚点，那里总是受到忽视，但却聚集了很多向上的动力。在那里生活的人以这个地方为阶梯，希望走到城市中心。

记者：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和“移民”问题上所处的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你居住在伦敦，前几天也到过北京。你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落脚城市”的理解上存在着什么差异？

桑德斯：面对外国读者的时候，我花很长时间去向他们解释移民问题。他们常常并不了解他们的前辈迁移的背景。他们知道移民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移民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他们理解中的变化大都是文化上的变化，但是并不是经济上的变化。我现在定居在伦敦，但是我应该算生活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很多人都是来自非常贫穷的地方。

但我发现，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感知更加敏锐。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移民，然而书中记录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

记者：落脚城市远离都市的核心，但其中的社会生态其实是五脏俱全的。在你的观察中，落脚城市中的人最为渴盼的是什么？

桑德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很多落脚城市中的人每个月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寄回农村老家，支撑家庭的开销；第二部分则为孩子的教育而储蓄；第三部分才是自己的生活开支。可见，他们对于长期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是抱着期望的。

我并不赞成很多人住到落脚城市，我也不是说落脚城市不好，一定要吧落脚城市夷为平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审慎看待这个问题。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般来说是非常有抱负的人，他们也不是当地最穷的人，他们一般有着自己的计划。他们会面临失败，面临着很多问题。他们希望从底层升到中层，把落脚城市作为梯子。但是在有些落脚城市，这些人就不能跨上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过上城市的生活，落脚城市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不应该将它们拆掉。

现在很多落脚城市成为危险之地，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些落脚城市，那里是没有学校的，也没有什么基础措施，政府根本不承认那些地方的存在，以至于那里毒品泛滥，犯罪横行。政府不来管的话，那里就会形成一种帮会组织，形成黑社会。

记者： 你对“贫民窟”和“乡愁”的理解与很多人是不同的。你更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去解读“贫民窟”，而对于“乡村田园”，你则认为那是一种浪漫的误读。你在观察和写作的时候，秉承的是什么样的理论视角。

桑德斯：我参考了两种视角。一种来自于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讲的是我们要做的只是提供法律基础，给他们住房，让市场充分自由。这种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世界各国。我认为，数以万计的资金可以在贫民窟运转，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他们自由。这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建议，但是并没有深入论证。

另外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要管制经济，要有周详的计划。但是计划经济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座座公寓大楼，但是没有给他们发展空间。这样的话没有了“活水”的引入。

在两者之间应该寻求一种平衡点，我们既要保证自由市场的作用，满足贫民窟对市场的需要。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肆意发展，住房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引导或者解决。在处理落脚城市的问题上，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同时提供“水”和“阳光”。

材料6:

浦东林鸣路、金谊一带，人口十分密集，周边巷道曲折狭窄小，混乱拥挤。因通风条件较差，气味极其难闻。这片城中村规模不小，从墙头挂出的各种广告看，这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

在林鸣路上有不少无证餐饮店。在一家电信店门前，褐色的大铁桶里生着柴火，油锅里的油已经开了，老板娘正拿着筷子不断地搅动着刚入锅的油墩子。油锅旁边桌子上的红色塑料盆里，浸泡着一圈圈的条状面粉。老板在一旁将长长的的面条圈在手掌上做成馓子状，接着放进油锅中。油锅里的油已经发黑，浓浓油烟飘向路边，让人腻心。老板说，他的点心经常有人大批量购买。累死的小店，在附近比比皆是。

从林鸣路转弯到了金谊路，凹凸不平的小道不仅路面破损，而且不时有坡度，路的两边散布着低矮不一、排列无序的民房、厂房。早在2011年8月，有居民举报称此处一厂房内有人生产假冒伪劣调味品，该地下作坊被有关部门取缔。时隔近三年，路边的小作坊依旧非常多，种类也十分丰富，其中以家具店、二手电脑维修、玻璃制品店、废品收购站为主。这些小作坊一般都“不算太坏”，但是，在城中村内藏匿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地下食品的加工窝点，不论加工还是送货都很隐蔽，很难被抓到。到了生产旺季，小作坊日夜开工，附近居民不堪其扰。由于这些小作坊根本没有相应的排污配套设施，生产过后的废料也是随地乱扔。

由于这里离中心城区比较近，加上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打工者，但是人多混杂，导致这里的治安并不太好，经常发生盗窃案。“没有人值守，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偷盗现象时有发生，治安有点混乱。”浦东天花庵村的老租户谭先生说。城中村内结构复杂，村内道路狭窄混乱，内部小巷却四通八达，晚上路上连路灯都没有，更不要谈监控探头了。“一年前，邻居家的租户遭盗窃，报了案，如今租户换了一批又一批，案子还是没有破。”谭先生说，即使对这里熟门熟路，他依然没有“安全感”。一些打工者晚上回来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深夜大声嚷嚷，有时还会打架斗殴。

前几年，这些村子的治安情况不太好，引起不少当地居民的反感。“十年前，还有零零散散的传销团队进我们村，他们每天唱歌、拍手、上课，吵得不行，还有人闹着要跳楼呢。”早就从城中村里搬出来的陈先生回忆道，当时，那些传销人员不但花大钱租房，还带动了周围食品店和小餐馆的生意，所以，当时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哪怕只是短租。

材料7:

曹占洪的房东刘大姐40多岁，本地人。当初盖这些平房，刘大姐是为拆迁准备的。但这两年，周边的一些村子先后拆迁改造了，大白楼一带也总有风声，可最后都没有了消息。

大白楼村几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盖房子搜租金过日子。而北面一点的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的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寿宝庄、大白楼一带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等不到拆迁，房源紧俏，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刘大姐这样的房东，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随者“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这样的房客，只有无奈，毕竟，以现在的居住条件，用同样的租金在这座城市是找不到同样的房子的。

也有人选择离开，要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钱，找个交通方便一些、条件更好一点的房子。因为租金涨价，曹占洪的一些朋友离开了大白楼。

曹占洪隔壁的张大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原本住在这是因为房租很低，尽管每天上下班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就勉强忍了，但现在房租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迁，还不如早点搬走。”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饭店业受到影响。饭店老板娘是东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这座城市，除去每个月1500多块钱的房租，一个月小1万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显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来的住户还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点吧”。说起大白楼村未来可能的拆迁改造，老板娘颇为无奈，“没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呗。”

材料8: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贫民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问题的困扰。

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城市的经济危机会驱动着农村贫民转移到了城市。相对于迅速而又庞大的农村——城市移民进程，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些信的人口，这就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甚至扩大。

在中国城市，一方面，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城中村。另一方面，普遍出现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并存的局面，且城市越大越繁荣，与此相伴随的是农村社区的衰落，农村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倾向。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但是如果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的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这些贫民构成的街区很难说不是“贫民窟”。

材料9:

巴西的有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或者不合法的居民区中，常常占用公共土地。据统计，贫民窟人口约占里约热内卢全部居民人口的25%。这些贫民窟是一些外来打工者的家园，但是其卫生条件极差，常常遭到自然灾害和犯罪的侵扰。著名影片《上帝之城》令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举世闻名，这里的贫民窟也成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贫民窟。

历史上，巴西的多届政府都曾试图以强拆的方式清理、甚至消灭贫民窟，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被城市的管理者强行赶走后，穷人们又会另选他处盖起新的贫民窟。

由于缺乏治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外界如同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法律、经济体系及自成一体的社会准则。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由于长期成为“城市孤岛”，在一定程度上，贫民窟里的黑帮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还宣称能为居民提供“保护”。警察和军警每次在贫民窟展开治理行动，则更像是在“他国土地”上与敌人作战。在暴力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同时，巴西政府也开始尝试采用柔性的手段。如里约热内卢市当局发起了一项“和平警队”的计划，让“和平警队”进驻贫民窟，并计划到2014年在160个贫民窟建立“和平警队”。

这些警察的职责一半是传统警察的工作，一半是社会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获得居民的好感。比如说，警察们会到育儿中心，与儿童打成一片，让这些儿童在他们腿上爬来爬去，还玩着他们的对讲机以及带有皮套的手枪。一些警官还中断巡逻任务，教孩子们弹吉他和小提琴，并教他们学英语。

材料10: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市貌是这样的：脏乱且摆满小摊贩档的桌椅；晾着洗好衣服的竹竿无序地往窗外伸出；原本仅够两个大家庭的房屋挤满了50个人，而且得共用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不过，这已是不复存在的情景。新加坡在不到40年间通过机构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消除了这个弹丸小国发展初期相当普通的贫民窟景象。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返范例。

为了消除贫民窟，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祖屋”计划，祖屋社区相当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福利房，位于离市区较远的地区，大多数为13-14层的电梯房。由于组屋属于福利房，价格非常低廉。组屋虽然是保障性质的居住区，但是配套设施却十分完善，有公共汽车转换站、地铁站、出租车等待中心等交通配套，其他如商业中心、银行、学校、图书馆、剧院等一应俱全。

在贫民窟的消失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拆迁的手段，因为所有低收入者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组屋，就这样物美价廉的组屋逐渐取代了脏乱差的贫民窟。新加坡政府对建好的组屋，还会经常跟踪维护。一般5年到10年政府就会出资翻新一下老的组屋，不仅是维护外立面，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设施。例如老式的楼梯楼里会加装电梯等等，而且这完全是政府出资的，居民不用负担一分钱。

正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总结的，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自建国以来就有个非常专注的政府。加上他是个城市国家，也大大地促使干预政策有效措施、这也间接提供了一个经验，即城镇化的成功需要全政府上下采用协调行动。”

材料11: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细加快，取得显著进展。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会议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会议要求，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地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会议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第一题、根据材料四，归纳在扬州从事拖砖工作的农民工群体的生产状态。（30分）（30分）

要求：要求1.表达清晰，条理分明，逻辑严密。语言简洁。2.字数在500字以内（计入标点和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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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材料一：

　　贫困问题一直被各国认为是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贫困的代际传递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长期发展，而且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制度障碍和社会公平问题。

　　代际传递是很多社会都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此类问题。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与因素并将贫困和这些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材料二：

　　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城市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限于家庭经济资源的穷困处境，普遍面临生存和发展风险。调查结果显示，贫困消弱了青少年医疗保健的机遇。55%的贫困家庭青少年没参加自费疫苗接种，其中有近一半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贫困家庭中有1/3的贫困青少年未参加保险，其中近2/3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贫困家庭青少年生病时，也有相当部分家庭因为经济贫困而拖延给孩子看病。

　　材料三：

　　九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的儿子韩胜利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为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老韩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也到西安去打工……九年过去了，老韩吃惊地发现儿子小韩大学毕业后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根本就没办法还掉以往欠下的债。“知识改变命运”在他家似乎成了海市蜃楼。虽然，“知识改变命运”并不是说“知识会改变每个人的命运。”

　　材料四：

　　专家分析，近十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由于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

　　发生在“穷二代”们身上的极端个案颠覆着人们眼中穷人家孩子所具有的勤恳、质朴、善良、懂事的良好形象，少部分“穷二代”盲目攀比，过度消费，不思进取，渴望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又不肯为自己的理想付出艰苦的劳动;对父母的艰辛视而不见，把父母的付出看成理所应当，不肯为家庭作出贡献，却总是把父母当成提款机;只是认为父母有培养自己的义务，却认识不到自己应该为父母为家庭承担一定的责任。

　　材料五：

　　巴西是拉丁美洲地区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巴西政府推行民生福利政策，稳步缩减贫富鸿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03年10月，巴西政府推出“家庭补助金”计划。这个计划通过每月向最贫困家庭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提高儿童的入学率，满足贫困人群的卫生医疗需求，从而达到减少贫困、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和提升社会包容性的目的。

　　巴西劳动和社会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4年至2008年，巴西贫困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2%下降到22.9%，最贫穷人口得到的财政转移所得占其全部收入也从10%上升到18%，这表明诸如“家庭补助金”等民生福利政策对减少贫困发挥了巨大作用。

　　材料六：

　　目前，在围绕如何解决“穷二代”问题上，社会上有多种看法。

　　有的人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穷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教育就是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要改变贫富代际传递的状况，政府有义务提供普遍且公平的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越发展，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就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教育对穷人而言，是一根最公正最有力的向上攀登的绳索，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越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因为，子女有希望，他们才不会绝望。所以，让穷人的后代不再是穷人，就得让穷人的孩子上得起、上得好学。

　　也有人认为，对贫困者而言，也存在着突出的“增收和减负”问题。如果分配制度能够更加公正合理，贫困者还是增收有望的。至于减负方面，更有潜力可挖。在现阶段，我们的一些基本社会保障措施不仅没有很好到位，有的在改革方向上甚至还有与社会保障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倾向。如果能够将这些本该主要由社会公共职能担负的负担卸掉其主要分量，贫困者就可以轻装上阵，在提高自己和再就业脱贫方面更有活力。

　　材料七：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改善之基，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放在了非常突出的地位。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160多亿元，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启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解决农村教育基础薄弱、经费不足和优秀教育人才缺乏的问题。在特殊人群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覆盖范围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进一步扩大到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惠及482万名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0%。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材料八：

　　一篇关于长沙等地“穷二代”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研究表明，“穷二代”大学毕业生规模庞大。根据各年度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保守推算，这一群体比例占大学生总体的30%左右。这一群体主要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和拆迁安置片区，这些地方环境、治安、服务条件差，在社区关系上一般也多游离于市民。

　　“穷二代”大学生要真正成为市民门槛很高，一般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需在市内购买商品房，但这对于80%的收入要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穷二代”大学生来说，基本不可能。另一条途径是要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中型私营企业等单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目前，实现这一目标，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望，难以逾越。

　　材料九：

　　那么，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数据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达到顶点后一路过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问题二：结合所给材料，围绕“知识与命运”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结合材料所提供的信息展开论述。

　　2.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论证充分，语言流畅。

　　3.不要大段摘抄材料。

　　4.作答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地方一律无效）。

　　5.字数在8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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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材料一：

　　贫困问题一直被各国认为是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贫困的代际传递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它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长期发展，而且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制度障碍和社会公平问题。

　　代际传递是很多社会都存在的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此类问题。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与因素并将贫困和这些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材料二：

　　有研究表明，生活在城市贫困家庭中的青少年限于家庭经济资源的穷困处境，普遍面临生存和发展风险。调查结果显示，贫困消弱了青少年医疗保健的机遇。55%的贫困家庭青少年没参加自费疫苗接种，其中有近一半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贫困家庭中有1/3的贫困青少年未参加保险，其中近2/3是因为家庭经济原因。贫困家庭青少年生病时，也有相当部分家庭因为经济贫困而拖延给孩子看病。

　　材料三：

　　九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的儿子韩胜利考上了西安一所大学，为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老韩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也到西安去打工……九年过去了，老韩吃惊地发现儿子小韩大学毕业后的收入甚至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根本就没办法还掉以往欠下的债。“知识改变命运”在他家似乎成了海市蜃楼。虽然，“知识改变命运”并不是说“知识会改变每个人的命运。”

　　材料四：

　　专家分析，近十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缓慢，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由于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

　　发生在“穷二代”们身上的极端个案颠覆着人们眼中穷人家孩子所具有的勤恳、质朴、善良、懂事的良好形象，少部分“穷二代”盲目攀比，过度消费，不思进取，渴望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又不肯为自己的理想付出艰苦的劳动;对父母的艰辛视而不见，把父母的付出看成理所应当，不肯为家庭作出贡献，却总是把父母当成提款机;只是认为父母有培养自己的义务，却认识不到自己应该为父母为家庭承担一定的责任。

　　材料五：

　　巴西是拉丁美洲地区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巴西政府推行民生福利政策，稳步缩减贫富鸿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03年10月，巴西政府推出“家庭补助金”计划。这个计划通过每月向最贫困家庭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提高儿童的入学率，满足贫困人群的卫生医疗需求，从而达到减少贫困、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和提升社会包容性的目的。

　　巴西劳动和社会研究所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4年至2008年，巴西贫困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从33.2%下降到22.9%，最贫穷人口得到的财政转移所得占其全部收入也从10%上升到18%，这表明诸如“家庭补助金”等民生福利政策对减少贫困发挥了巨大作用。

　　材料六：

　　目前，在围绕如何解决“穷二代”问题上，社会上有多种看法。

　　有的人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给底层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穷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教育就是底层人群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要改变贫富代际传递的状况，政府有义务提供普遍且公平的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越发展，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就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教育对穷人而言，是一根最公正最有力的向上攀登的绳索，越是社会底层的群体越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因为，子女有希望，他们才不会绝望。所以，让穷人的后代不再是穷人，就得让穷人的孩子上得起、上得好学。

　　也有人认为，对贫困者而言，也存在着突出的“增收和减负”问题。如果分配制度能够更加公正合理，贫困者还是增收有望的。至于减负方面，更有潜力可挖。在现阶段，我们的一些基本社会保障措施不仅没有很好到位，有的在改革方向上甚至还有与社会保障的需求背道而驰的倾向。如果能够将这些本该主要由社会公共职能担负的负担卸掉其主要分量，贫困者就可以轻装上阵，在提高自己和再就业脱贫方面更有活力。

　　材料七：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改善之基，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放在了非常突出的地位。2012年中央财政安排160多亿元，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启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解决农村教育基础薄弱、经费不足和优秀教育人才缺乏的问题。在特殊人群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切实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覆盖范围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进一步扩大到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制度，惠及482万名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0%。提高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

　　材料八：

　　一篇关于长沙等地“穷二代”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研究表明，“穷二代”大学毕业生规模庞大。根据各年度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保守推算，这一群体比例占大学生总体的30%左右。这一群体主要居住在城郊结合部、城市边缘地带和拆迁安置片区，这些地方环境、治安、服务条件差，在社区关系上一般也多游离于市民。

　　“穷二代”大学生要真正成为市民门槛很高，一般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需在市内购买商品房，但这对于80%的收入要用来维持基本生活的“穷二代”大学生来说，基本不可能。另一条途径是要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中型私营企业等单位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目前，实现这一目标，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奢望，难以逾越。

　　材料九：

　　那么，学习刻苦，成绩不错的寒门少年都去了哪儿?

　　向上流动倍感艰难的不仅仅是农村少年。2004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对全国34所高校的生源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普通工人阶级子女考入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别减少了7.9%与5.6%。

　　杨东平对比研究了中国高考扩招前与扩招后，寒门子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变迁，数据显示，2000年后，省属地方院校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高达六成以上，而在重点研究型大学里，农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在1980年达到顶点后一路过低，跌幅在1998年扩招后更加剧烈，眼下仅剩一成多。

　　

问题一：　　从所给材料中，分析归纳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要求：

　　1.表述清晰，条理分明，逻辑严密，语言简洁。

　　2.字数在800字以内。

　　3.作答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上的一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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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

材料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其中要求深圳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

　　材料2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GDP占世界经济比重由不足2%提高至16%左右，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万元GDP能耗过大、环境问题突出、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民生保障有待进一步改善。

　　有学者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加快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发展过程。

　　材料3

　　经初步核算，2018年深圳GDP突破2.4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占GDP比重达4.2%，居全球前列；新增各类创新载体189家，累计达1877家；国内专利申请量达228608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081件，连续1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截至2018年底，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91.25件，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9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迅速崛起：华为成为全球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腾讯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比亚迪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同时，一批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大疆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消费级无人机新市场，占据全球约70%市场份额；优必选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伺服舵机、步态算法等，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企业之一。然而，与国内外先进城市，尤其是与硅谷、特拉维夫等世界创新中心相比，深圳在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设备依赖进口、受制于人。

　　材料4

　　近年来，深圳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加快产业布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效应逐渐显现，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发展动能强劲迸发。2018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37.8%。如今，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助力深圳经济由“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

　　材料5

　　近年来，深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包括：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发布“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出台“深圳90”改革措施将原来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二，实行商事登记“三十证合一”，推动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等服务事项实现“秒批”，颁布实施《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建立诚信“红名单”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对列入“红名单”的主体实行政府服务“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予以重点监管，加大行政性约束和惩戒力度；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等提升市场竞争力，并推动珠宝、钟表、眼镜等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从传统加工业向时尚产业转变；加大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担保增信、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同时大力推行“长期租赁”和“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产业用地供应方式；投入资金对创新创业项目予以资助，培育创客服务平台和创业孵化载体，并通过举办创业大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创新项目。

　　材料6

　　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标志着深汕特别合作区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有专家分析认为，这对深圳而言，城市有了更大的产业腾挪空间，通过产业共建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为深圳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提供新的支撑；对广东而言，这是一次强市放权的改革探索、新型城市化建设模式的尝试，践行新发展理念，高标准建设一座产业新城，为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探新路、提供广东样本。

　　材料7

　　深圳拥有1145平方公里海域和260公里海岸线，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城市。2018年8月，深圳发布《深圳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8-2035年）》，将海洋空间分为四类管理分区，确立了陆海统筹的海洋污染治理路径，并强化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与生态修复；10月，发布《关于勇当海洋强国尖兵 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决定》，推动海洋产业集聚发展，实现海洋经济跨越发展和高质量发展；11月，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对海洋经济等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支持。

　　材料8

　　近年来，深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深圳在全国率先立法要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标准，并率先在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方面开展试点；2018年深圳通过核定重点用水单位用水计划、开展节水型载体创建、节水器具推广、推进再生水利用等方式，大幅降低万元GDP用水量；2018年深圳盘活存量土地约16平方公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空间保障。

　　材料9

　　深圳市盐田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以“碳币”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全民行动计划，以“碳币”形式，对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和企业的生态文明行为进行激励，引导全社会增强生态意识、践行绿色生产、享受低碳生活。市民可以通过租乘公共自行车、分类投放垃圾、节约用水用电等多种绿色低碳方式来获得“碳币”，进而兑换奖品和优惠。截至2018年10月10日，参与的市民达14.5万人，累计发放约1.39亿“碳币”。

　　材料10

　　目前，前海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之一。自有统计数据以来，前海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率超过200%。在产业合作上，前海积极打造港资企业集聚区和转型升级引领区，汇聚汇丰集团、东亚银行、港交所等一大批知名港企。近年来，前海率先在全国推动实现跨境双向股权投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和跨境双向资金池“五个跨境”。未来，前海将继续推动金融业务创新，提高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与深圳周边地区协同发展。

　　材料11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深圳企业积极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截至2017年底，深圳企业在外协议投资总额达433.22亿美元；2018年深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18%。深圳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对外投资形式日趋多样化，已由以境外贸易“销售窗口”形式为主，发展到生产、服务、研发、资源开发、资本运作等多种投资合作形式，显著增强了产业地位和竞争力。未来深圳还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在创新方面的体制机制优势，积极拓展深港澳合作新空间，全方位加强与香港在金融、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力加强与澳门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创意、特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

　　材料12

　　深圳是一座吸引人才的城市。一位在深圳创业成功的知名企业家深有感触地说，“深圳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和创新、创业的氛围。我很庆幸自己能在深圳创业，深圳是一座能让人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城市，来自各地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梦想成真。”多年来，深圳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总量超过500万，这极大地助推了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赢得“设计之都”“创新之都”“创客之城”等美誉。随着深圳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高，大量外国人士也慕名而来、寻求发展。比如，深圳蛇口街道辖区的外国人总量就位列全省第三、全国第八。同时，深圳也是一座能留住人才的城市。除了各项人才优惠政策之外，“宾至如归”服务人才的理念和行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以深圳蛇口为例，当地社区通过开展练书法、秀旗袍、制月饼、包粽子、品茶道、尝美食、猜灯谜等形式多样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使外国人士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更快和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时至今日，“来了就是深圳人”已经深入这座移民城市的文化骨髓，成为深圳集聚人才的独特优势。

　　材料13

　　2018年，深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市教育、医疗卫生和交通等民生领域支出277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65%。2019年，安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39.7亿元。其中，安排教育支出274.3亿元，加上对区级学前教育转移支付34亿元，共安排308.3亿元，增长19.3%；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54亿元，增长22%。另外，将进一步推进实施交通便民措施，坚持公交优先，安排全市公交、燃油等公用事业补贴、高速公路回购等资金，切实降低交通出行成本。

　　材料14

　　近年来，深圳转变城市管理工作理念，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比如，深圳市城管部门开通的微信公众号“美丽深圳”升级改版后，开发的“城市问题爆料领红包”功能，市民可以通过微信直接爆料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只要立案就能获得微信红包奖励，大大激发了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2018年，深圳市城管部门通过微信渠道接报案件32万余宗，总体结案率达97%。

　　材料15

　　最近，由S市发起的“十大不文明行为”市民投票评选中，“乱扔垃圾”位居市民最反感的不文明行为第一名。S市每天产生垃圾超过2万吨，而垃圾最大处理能力只有1.7万吨/天。此外，在S市每天产生的垃圾中，大件垃圾超过500吨，这些垃圾若由垃圾车清运，不容易装下，即使运到焚烧场也不容易投进焚烧炉。经调查，S市近七成市民有垃圾分类投放的意识，但是其中有很多市民因为不知道如何分类，或者多数垃圾桶没有分类标志而没有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另外，S市目前没有垃圾分类运输车，即使已做分类的垃圾在装运上车后又重新混在一起，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分类作用。对于废旧电池、灯管、油漆桶、过期药品等有毒有害垃圾并没有分类，与其他垃圾混合收集后，直接被填埋或焚烧，从而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材料16

　　目前，深圳有1000多个城中村，超过1000万流动人口居住其间，提供了全市60%的住房供应，城中村由于房租低、生活便利，成为很多“深漂”的第一站。然而，不少城中村基础设施比较简陋，公共活动空间不足，停车、行车难，电线外露、污水横流、乱贴广告、私搭乱建，无照、无证经营情况突出，存在较多安全隐患。正因为城中村问题较多，且深圳土地资源利用趋于饱和，城中村改造一向是深圳的重点工作。以往为了追求城市美观和效率，对城中村改造大多采用拆迁方式。对此，有专家指出，城中村承载着深圳移民文化，以往大规模拆除重建模式不仅挤压了低成本居住空间，也带走了许多人的城市记忆，而且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投入。近期，《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正式发布。由“拆”到“治”的转变，是该规划的一个焦点。该规划提出，以综合整治为主，融合辅助性设施加建、功能改变、局部拆建等方式进行城中村有机更新。

　　材料17

　　近期，以“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为主题的第16届香港国际资讯科技博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610多家展商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智慧城市方案。在爱沙尼亚展位，据介绍，该国居民资料只需提供一次，政府负有互通有无的责任；开办一家企业仅需8分钟，创造了世界纪录；高达98%的药物是以电子处方开出，患者可以持卡直接去药局领药。在香港展位，工作人员指着一根小小的智慧灯柱说：“别小看这个智慧灯柱，它能解决困扰香港市民、游客很久的定位准确度问题。”这个集智能照明、5G移动网络基站、视频监控、地理二维码及无线射频识别标识、视障人士手杖系统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灯柱，能成为解决人口、建筑高密度的城市管理与服务问题的突破口。

　　材料18

　　近年来，深圳北站社区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统筹各类资源开展社区工作，推动辖区各类组织共促共融、互联互通，“搭台唱戏”探索“大党建”模式。社区为居民设置24小时自助图书馆、设立“北站小巢”四点半学堂、开展“空巢儿童”暑期快乐营活动、成立“生态体验式”家庭健康俱乐部、为来深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等高品质和精细化服务，使得社区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问题及作答要求

　　1、根据【材料15】，对S市存在的垃圾问题进行概括。（20分）

　　要求：

　　（1）概括全面，用词准确，条理请晰；

　　（2）总字数不超过150字。

　　2、根据【材料16】，就如何解决城中村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30分）

　　要求：

　　（1）考虑全面，对策合理，条理清晰；

　　（2）总字数不超过400字。

　　3、根据给定材料，围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推进深圳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对策性议论文。（50分）

　　要求：

　　（1）紧扣主题，紧密联系材料；

　　（2）论述充分，对策合理；

　　（3）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4）字数12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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