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小福，11岁，五年级学生，父母都在佛山打工。大姐和三姐在读中学，住在学校。二姐没读书，出门挣钱了。于是，在小江镇黄沙村那座矮房子里，小福只好一个人生活，身边甚至没有一个监护人。这座房子在村里也很显眼，因为它的破败。三间瓦房，低矮阴暗，墙面斑驳，屋梁黢黑。屋内是泥土地面，雨后泥泞得像沼泽，踩下一脚就陷进半只鞋子。

　　在这里，小福每天放学后到小溪边洗衣服，到地里摘菜做饭。菜是叔公帮忙种的，除了这个，她什么家务都能自己做。

　　这是我们看得见的贫困。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孤苦无助。

　　塘楼小学的校长说，不久前的一天，小福突然没有来校上课，一打听，原来是她家在一夜大雨后被水淹了。面对家里齐腰深的水，小福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等积水在未来几天自行流走。

　　一个人不敢在家里睡觉也是经常的事。有时候从噩梦中惊醒，却找不到电灯的开关，小福就怕得要命。她常常不得不偷偷向邻居的孩子求助，以便夜里去挤同一张床。

　　但是同伴的家长不欢迎她，小福在他们眼里是缺乏父母管教的坏孩子。有一次，她在夜里突然看见，这个同伴的妈妈佯装去睡觉，结果却在窗口看着她。这是她觉得最恐怖的事。

　　大姐去读高中前，把一个大大的娃娃熊留给了小福。晚上在家里，只有它和她相依。

　　这个没有大人照顾的孩子，一年到头唯一可以打交道的就是童年玩伴。在学校里，她和另外3个女孩结拜成了姐妹，四姐妹平常为一点小事就吵架。最近的一个生日，小福没什么庆祝的，就和同伴把教室搞得乱作一团，被老师惩罚了一番，才总算把生日过得有点特别。

　　和很多留守儿童一样，小福对学习兴趣不大。年初刚开学，她就把日历翻在了7月6日，这是期末考试的日子。她在这一页上写着：“你一定要快点到哦”。

在日历旁边的墙上，她的笔迹众多，其中有一句写道：“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给定资料2：

　　“这个国庆节，除了做作业，我都在看电视，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正在阳新县龙港镇完全中学读初二的小陈说。曾在广州农民工子女学校读了4年小学，13岁的他已能感觉到农村与城市存在的巨大差异。

　　小陈家住阳新县洋港镇坳上村，父母都在广州务工，平时跟爷爷奶奶住。国庆7天假，家里的电视机是他唯一的娱乐设备。村里没有文娱场所，没有农家书屋，甚至同龄的玩伴都很少。

　　“第一天，我没做作业，看了一天电视，但翻来覆去都是那几个台，没什么好看的。”小陈说，最好看的还是《水浒传》等电视剧。看一天电视，他就开始做作业，“每天都在看电视、做作业中不断反复，这就是我的节日。”电视机旁的桌上堆满课本、草稿纸、历次月考的试卷等，看不到一本课外书。小陈说，镇上的小书店除了辅导书，“闲书”难找，而且也没那个时间。

　　10月3日，听说舅舅回家了，他又到外婆家玩了两天，“外婆家除了电视外，也没别的好玩的，就是吃的东西多一些。”3日这天，妈妈从广州打来电话，这时小陈满脸笑容，他对外婆说：“我妈来电话了。”这就是他最大的快乐。有时他也想给妈妈打电话，但怕他们在外打工忙，一般都不打。

　　当然，他也开始懂得寻找自己的快乐，带弟弟们一起玩耍甚至照顾弟弟们。因为叔叔也在外务工，爷爷奶奶在家带三个小孩，他最大，偶尔也带堂弟们玩。　　“同龄的伴儿很少，我经常带堂弟们玩，这样有了玩伴，还帮奶奶照看了小孩。”

　　想念城市的生活吗？小陈想了又想说：“既想又不想。”矛盾的回答，折射出了留守儿童矛盾的心态。因为他留在老家，是留守儿童，远离父母；而在广州，虽跟父母在一起，但却背着进城务工子女的身份，只能上较差的小学。

　　但他想念远在广州的父母，想念广州玩耍过的悠悠球，还有那里的书店。“我在广州读书的时候，住的位置不远处有家超市，超市的书店好大，看书不收钱，假期我都在那待着。”小陈说，他还清楚地记得在那书店看了很多奥赛的书，最后还获得小学奥赛金奖。

　　他还记得自己的小学只是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无论设施还是师资都比较差。无论在广州，还是阳新老家，他都一样有些孤独。

从小学2年级转到广州读书，渐渐适应了广州的读书生活，但小学毕业后，他不得不回来，因为如果不回老家读初中、高中，将来无法在当地高考。

　　阅读“给定资料～2”，概括资料中的留守儿童面临的困难。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200字。

给定资料：

　　现在，有一些人口无遮拦，屡出“最牛官话”“雷语”，丝毫没有“怕”字。也有一些干部害怕“说错话”。面对群众的质疑，面对舆论的“围观”，要么三缄其口，做什么都不说的“泥菩萨”；要么套话连篇，做“空心传声筒”的“太极手”。其结果，不仅导致政府形象受损、公信力流失，而且容易使小问题变成大事件，小矛盾酿成大危机。

　　官员，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应处处谨言慎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会见中外记者时说：“媒体在采访一些官员时遭到拒绝，是因为这些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很少学过如何面对媒体。再一个，群众现在还不适应官员在媒体上说错话，要求官员说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刚开始要给一个机会，允许他们说错一句话、两句话。

　　2016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团组开放。在会上，黑龙江省省长陆吴称，“龙煤井下职工8万人，到现在为止，没有少发一个月工资，没有减一分收入。”这一言论，引起了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剧情却在一个星期后发生了反转。

　　3月13日，陆昊省长在代表团驻地接受采访时直言：“井上职工欠薪我们一直是掌握的。井下职工确实有欠薪，这个情况，我说错了，不管什么层级报告错了，不管任何原因，错了就要改。改了，还要努力解决问题，同时深刻吸取教训。”新闻一出，舆论哗然，不少网友直呼“省长都被骗了”。不过，令人欣喜的是，陆昊省长说错话一事，没有遭到舆论的“炮轰”，相反，舆论还对其知错就改的真诚态度给予了点赞。

　　“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很多时候，官员之所以害怕面对媒体，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舆论不允许官员说错话。因此，一个官员说话稍有不慎，或者考虑得不太周全，就会被网友斥之为“说谎”，甚至归结为“雷语”，进而对其开启“痛批”模式。迫于舆论的压力，部分说错话的官员还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如果说，那些因为说错话遭到舆论“围攻”的官员，还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委员代表的舆论遭遇就颇有点冤枉了。2016年全国两会上，对于近年来屡次提到的法官流失严重、工资待遇不高等问题，政协委员朱某认为，法官待遇应达到30万元年薪，人均到手收入15万。20万元是比较合理的。此言一出，立即就引来了网民无数的“板砖”，更有些网友愤怒的质问朱某，“到底在替谁说话”。朱某的话说错了吗？未必。只不过是，他说的话没有迎合民意。但是，这样的声音虽然说不上是“好声音”，但是至少是“真声音”。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应该是既要容得下悦耳的“好声音”，又要容得下刺耳的“真声音”。

　　其实，不少人都呼吁过“允许官员说错话”。王岐山2004年在任职北京市市长时，就曾经说过，“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

　　“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类似的话，现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2008年在任职广东省委书记时也说过，“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政府官员也是普通人，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认识也有其个人的一面，他们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总是对的。一旦某个政府官员在面对公众质询和媒体采访时，出于各种原因讲一些错话，只要不是本质性的重大错误，就不应当轻率地、简单地被处理。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讲了错话的政府官员进行严肃批评，让他们在认识错误后，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公众也应调整心态，给他们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于具体的政府官员来说，讲了错话，就应当主动承认错误，就应当在已经产生不良影响的范围内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影响，并且要以此为鉴，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策水平，力争不讲错话。总之，允许官员说错话，这是一种舆论进步。敢于承认错误的官员也不失为一名好官员。

　　“给定资料”提到：“‘允许官员说错话’，这种舆论的转变是一种进步。”请根据“给定资料3”，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不超过200字。

给定资料：

　　让城市如大自然般环境优美是每个人的愿景。近年来，“生态城”“宜居城”“山水田园都市”等理念的提出，意味着生态建设已列入政府工作重心。但“绿色”最好看也最难“画”，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二次污染的困境。

　　2016年8月8日，有网友曝料称，河南省商丘市一条街道两边的树根被人用水泥浇灌，目的是抑制空气浮尘。有媒体指出，把树根用水泥浇灌，会阻碍树的成长，甚至把树“逼死”。此事引起商丘市相关部门重视。当天下午，他们组织人员连夜切割水泥，为树揭盖松绑。

　　10日上午，商丘市委宣传部通报了该事件的调查进展，承认在施工中存在“监管不到位”。通报称，经查，梁园区公用事业局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为减少黄土裸露，对破损严重的哈森路人行道实施硬化，但“由于时间紧，监管不到位，局二级机构区市政工程管理处人力不足，招用的社会施工队没有按照要求施工，致使部分行道树池被一体硬化”。

　　尽管此次事件中4名涉事官员已被迫责处理，但近些年，用不可思议的“环保”方式挑战公众神经的事件，屡见不鲜。英国《卫报》曾刊文《中国的绿色承诺只有一层油漆那么厚》，将矛头对准“云南富民荒山刷绿漆”事件；2009年，我国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关于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但是“大树进城”充景观之风仍在各县市盛行……

　　无论是“水泥封树”，还是“荒山涂绿漆”，这些打着保护生态旗号，却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贾卫列看来，都属于“伪生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硬化河道。为了防洪排涝，修筑堤坝是必要的。但是，很多城市把整个河流的堤岸全部硬化.甚至为了排水方便，把原先自然状态的河道截弯取直，并用水泥、石头等砌垒住河堤、河床，致使河流的自净、蓄洪能力下降。

　　拔除杂草。虽然这能让草坪看上去更整齐划一，但会造成地皮裸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此外，把城市林地落叶扫掉，表面看似“干净”，实质是将养分扫走，导致森林树木储水、降尘功能降低。

　　人造绿化。利用“冷冰冰”的水泥隔离带和“摆花坛”等假绿化来刻意营造城市的色彩，或者栽植人工草皮，把道路、河流原有的林带砍掉，栽植上所谓的“色带”。这些人为营造城市绿景行为，忽略了景观生物生命力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性，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头有脚却没有身子”。

　　大树移植。在许多城乡规划建设中，移植外来植物，造成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破坏。调查数据显示：有些城市大树移植成活率很低，死亡率超过70%。更有甚者，今天栽大树，明天改花园，后天植草坪，这种反复折腾，使得当地的植被、生态反复被破坏。

　　转移污染。打着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号，进行污染跨区域转移，把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经过包装后，以生态项目的名义迁到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加重当地污染。此外，有些生态建设只是空喊口号，却没有落实措施。比如，建设统一的垃圾处理场和污水处理厂后，却不按规范运营，或者是在生态农村建设中，铺设下水管道后，污水不做处理直接排入河道，这些都使得污染加剧。贾卫列强调，“伪生态”与生态文明建设背道而驰，如果它长期存在，将会混淆保护生态和破坏生态的界限，致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成为乌托邦。

　　在贾卫列看来，“伪生态”的存在，是由于我们仍用工业文明的思维去诠释“生态”，片面理解建设生态文明就是治污、种树，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绝对增长，以至于把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当作政治口号和争夺资源、牟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使得老百姓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决策者缺乏最基本的生态环境基础知识，也使得“拍脑袋”的决定存在。

　　要使“伪生态”转变为“真生态”，必须正确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它是人类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

　　请根据“给定资料”，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伪生态”现象，谈谈你的看法。

给定资料：

　　2015年，天津工业增加值6981亿元，增长9.2%。与之相对应的是，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3.2%，降幅同比扩大2.3个百分点。这是下大力气推进新旧动力转换的结果。一“升”一“降”之间，凸显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传统工业城市，针对部分企业散、弱、低、粗、污问题，天津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响转型升级攻坚战。自2014年开始，天津瞄准企业整体效益提高50%以上的目标，全面实施万企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转型鼓点密集敲响。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说，总的考虑是，下大决心、下苦功夫做好节能减排的“减法”、质量效益的“加法”、产业升级的“乘法”、防治污染的“除法”。转型升级，说易行难。针对转型难点、堵点和痛点，天津打出“组合拳”，组建近600个服务组，以“补相关方、补转型升级、补人才培训”实施精准“滴灌”，帮助企业解决“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问题，1.2万家企业成功转型。

　　一大批传统制造企业在万企转型浪潮中重新嵌入先进制造产业链。T公司负责人说，转型前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专利，现在技术成果已有六七十项，部分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成为很多知名车企的供应商。2015年，天津市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而粗钢、生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大幅减产，规上工业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7.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元。

给定资料3：

　　2007年以来，天津工业总产值连续迈上3个万亿元台阶，高端制造业集群成为其中“关键动力”。“天津已形成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优势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89%。”天津市工信委主任李朝兴说。按照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目标，到2020年，天津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将超过70%。为把优势做优、强项做强、特色做特，天津积极引进培育引领制造业未来的“种子产业”，以“链式”思路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起“雨林式”产业生态，形成多点支撑效应，实现价值链最大化。2015年6月，被成功收购的瑞典著名汽车品牌萨博的电动汽车整车总部生产基地及汽车研发中心项目落户天津，尚未投产便签下一笔780亿元人民币的大单，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2020年。天津市发改委主任肖松说，优势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产业特别是过剩产能下降，成为新动力、新增长点。

　　作为天津制造第一大产业，装备制造已形成海工装备制造、智能装备制造等一批专业化高端产业集群，产值进入万亿规模，2015年增加值占全市工业36.2%，比上年提高3个多百分点。每年举行的天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天津企业从买家越来越多地变身为“卖家”，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等一批高端产品成为展会焦点。

给定资料4：

　　天津工业稳中有进、进中见优，创新是“第一动力”。“一区二十一园”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十家国内一流研发机构，超过500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积极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让创新多点开花。实行创新团队整体积分落户倾斜政策，加大科研人员股权激励力度，推行高端人才一张“绿卡”办成所有事……天津一系列改革指向聚才引才，让创新因子活跃。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数字见证着天津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丰硕成果。2015年，天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65000余件，同比增长36.5%；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3%，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保持全国前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900多家增长到2300余家。其中，在小巨人成长计划的支撑下，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从“铺天盖地”到“顶天立地”，正撑起创新“脊梁”。天津市科委主任陆文龙说，自2010年计划全面实施以来，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由1.25万家增加到7.32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比重从9%提高到22%；科技小巨人企业由726家增加到3453家，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从16%提高到48%。在创新驱动下，新兴产业加速“弯道超车”，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人、生物降解冠脉支架、以石墨烯和活性炭为原材料的超级电容器等一批“撒手锏”创新产品，构筑起天津制造业竞争新优势。2015年，天津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97.1亿美元，占出口比重38.5%，比2010年增长32.6%。

假设你是某市经济主管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陪同部门领导前往天津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考察，请你以该部门的名义，针对“给定资料—4”撰写一份提交市政府的考察报告。

要求：内容全面，表达简明，语言流畅，不必考虑行文格式。不超过500字。

给定资料：

　　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向社会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指导和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依法及时有效化解行政纠纷、自觉接受司法监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时，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因为它突破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种“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须依法“管民”，而“民”（泛指自然人／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诉（俗称“民告官”）。政府部门官员的情绪则远逊于“民”，或埋怨，或尴尬，或困惑，或漠视，甚或觉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耻辱”。几年后，态势有了明显的变化。诸多的行政诉讼案，民，不亢不卑；官，不惊不乍。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门的首长或不愿、不敢出庭应诉，或出庭应诉却不“应声”，一言不发，形同虚设，或指派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到庭应付一下了事。

　　时下行政部门延聘律师当自己的法律顾问，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临头，临时寻找一位律师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师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长的职能。就法律知识、诉讼程序、现场应变、辩论能力而言，律师自然比行政首长厉害，但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本案件的症结所在以及应诉时将作何种“让步”、将有何种结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唯有行政首长心知肚明，律师是无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长在庭上所摆出的事实、所陈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态度，都不仅仅是一个言语的“分寸感”、法律的“适应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长应诉就显得极为重要。

　　与民事诉讼一样，行政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绝对平等的。“民告官”并不存在民众轻视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来控告政府某些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红头文件”）的不合法，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告官”堪为民意、民声的极致，政府强化行政应诉，是一种对民意、民声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则由法院来定夺裁决。

　　人们常说：政府权力是“国之公器”。这是因为它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体、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其触角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护卫着公民权益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较易地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权益。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乱作为、不作为而使得公民权益受到损夺，政府自己说了不算，得通过一系列的行政诉讼得出结论。行政诉讼常态化，可令政府决策、办事都以法律为圭臬，设若如此，建成法治政府将指日可待。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度，民众要信仰法律，政府更要信仰法律。政府信仰法律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自觉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法律监督，诸如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民间监督等，“民告官”是最为有效、最为坚挺的民间监督，因为从应然角度而言，它无疑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以法律为强大后盾。

　　“给定资料”提到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请根据“给定资料”指出：

(1)政府领导应诉的必要性；

(2)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义。

　　要求：

(1)准确全面，分条作答；

(2)不超过3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