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没想到这么难，只能等明年了。”2015年4月24日，家住M市的石勇带着3岁的儿子石爽.到离家最近的一家公立幼儿园报名。没想到，23日晚上在此等候的家长已在排长队了。早晨7点，报名开始，不到一个小时，120个学位一抢而空。

　　据岷东新区统筹局统计，区内共有9所幼儿园，总学位数940个，但是全区3至6岁适龄儿童超过1400人，学位缺口达32.8%。M市新区在未来10年将要建成为现代化城市聚居区，人口将从目前的5万人增长到25万人，“缺口会快速扩大。对于拆迁安置户来说，新区建设，最缺的就是教育资源。”

　　岷东新区的9所幼儿园中，只有两所公立幼儿园，每生年收费1600元：其余7所均为私立幼儿园，每生年收费2800元到3600元不等，收费较公立幼儿园贵得多。“公立幼儿园收费便宜、教育质量相对有保障，很多家长都是没办法才选择送孩子到私立幼儿园。”石勇表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如何缓解“入园难”“人园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被摆上桌面。

　　2015年5月10日，恒博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与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的手握在一起，这意味着M市正式成为S省首批通过PPP模式建设幼儿园试点区之一。

长久以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大多应用在污水处理、交通等公共领域，而像学前教育这样的半公共领域则较为鲜见。不久前，S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印发文件，支持社会资本建设公益性幼儿园，全省20个试点逐步展开。

　　恒博投建的幼儿园，投资1580万元，建筑面积5600多平方米，学位360个。根据合同规定，政府按新增学位每个5000元的标准，对试点项目给予一次性建设资金补助，恒博可获180万元。合同规定，对社会投资方为项目建设从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得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政府按6%的年贴息率和18个月以内的期限并依实际贷款平均余额计算，给予一次性贴息，单个幼儿园最高贴息金额不超过50万元。据此计算，恒博可获50万元贴息。

　　幼儿园正式营运满一年后，政府根据实际入园情况，按入园人数每人每月50元、空置学位每个每月20元的标准给予营运补贴。如果按照全部招满计算，恒博每年可获21.6万元。在项目持续正常营运的情况下，可连续获补助20年。“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初期投入，风险也就相应降低了。”

　　李某表示，即便幼儿园初期未招满，也可以借助这些补贴，维持运营。“合同规定，幼儿园建成后，必须每年接收岷东新区拆迁安置户子女就学，并且按每生每年1600元的公立幼儿园价格收取。”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表示，项目双方约定有多少收多少的原则，保障该园公益性的最大化。

　　经李某测算，以低价接收拆迁安置户子女人园，再加上政府补贴，将可以维持8%左右的利润。“考虑到教育产业风险较小，盈利期长，这一利润率可以接受。”李某表示。“社会资本要追求利润，如果没有清晰的盈利预期.PPP模式就成了政府一厢情愿的买卖。”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邓翔表示，但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PPP项目都具有公益性，不能单纯成为企业追逐利润的平台。双方在合同设计时，就要坚持盈利但不暴利的原则，兼顾企业的盈利和项目的公益性。

　　“PPP模式可以实现财政‘小投入’撬动民间‘大资本’的效果，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完全用财政资金建设幼儿园，财政难以承担，更重要的是建设速度较慢。如果该幼儿园全部由财政资金投入，可以测算，初期建设投入1500万元；后期运营成本，包括教职工36人（按师生比1:10计算）的工资180万元，每年水电杂费等50万元。按每生每年1600元计算，收入57万元左右。成本减去收入，每年财政净投入170万元。以20年为期，一个幼儿园从投建到运营，共需投入4900万元。

　　但按照PPP模式，初期180万元一次性补贴，加上50万元贴息，再加上20年内每年21.6万元运营补贴，投建一个幼儿园共需662万元。财政投入662万元就达到了4900万元的效果，撬动比达到1:7.4。

　　“我们打算继续用这种方式建幼儿园，合作7所可能只花建1所的钱。”岷东新区统筹局负责人介绍。

2015年由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开展的20个PPP模式建幼儿园项目，已在3月底下达省级财政补助资金3038.5万元，同时据其估算，共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超2.2亿元。按试点方案规定，项目将于2016年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届时将新增公益性幼儿学位7000余个。

　　假如你是S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受兄弟省份的邀请做你省PPP模式建设幼儿园的经验介绍，请你结合“给定资料”，起草一份经验介绍提纲。

给定资料：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一大热词。报告中如是写道，“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要突出抓好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三个方面。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说到工匠精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日本制造。知乎上有个热门问答“日本的工匠精神到底是怎样的？”有着非常翔实的介绍。其中，被广泛引用的是好莱坞巨星娜塔莉·波特曼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她和丈夫去东京一家著名寿司店吃寿司，发现寿司好吃到让她这个素食主义者都欲罢不能，但发现店里只有6个座位。她一开始很好奇为什么不扩张，后来朋友向她解释：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这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因为他们认为，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不难提炼出工匠精神的内涵。它指的是一种精工制作的意识，对产品的每个环节、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精心打磨、精益求精。套用财经学者吴晓波的话来讲，工匠精神就是：做电饭煲的，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做吹风机的，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做菜刀的，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做保温杯的，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做马桶盖的，能让所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

　　而工匠精神的反面，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短、平、快”的粗制滥造。当然，制造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工匠精神也不例外，只不过，相较于粗制滥造赚快钱，坚守工匠精神更苦更难、也是唯一正确的路。你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

　　工匠精神不单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理念，它也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方向。从低端制造的泥淖中走出，淘汰落后重复产能，加强技术创新，其最终目的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形象。只是，转型并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够完成的。道理大家都懂，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付诸实践。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持有工匠精神之人。有人说，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匠品出口国、匠人之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是世界各国王富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为何今日的中国制造却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显然，工匠精神的有无，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你技术精湛、追求完美，每一件产品都耗费大量功夫打磨，可惜，你所在的企业、你的领导只用“合格与否”而不是“完美与否”来评判产品质量。因此，你的绩效是厂里最差的、你不被领导待见、你拿着最低的薪水，厂里的效益一差，你还可能第一个被下岗。此时，你还会恪守工匠精神吗？

　　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企业家，你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技术，要求员工每一件产品都要精益求精。可是，研发新技术要耗费大量资金，但你贷不到款；如果幸运一些，你研发的新技术成功了，新产品刚上架，市场上立即推出大量的仿冒产品；或者你的产品即便比其他同类品牌质量更好，但囿于中国制造业集体的低端形象，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再者，你一年下来辛苦奔波、费尽心力，但收益却还不如别人卖一套房子的收益更多……这时，你还能守住初心吗？

　　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其实，放大了看，工匠精神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工业文明。一个国家工匠精神的匮乏背后，其实是工业文明的匮乏：品牌、百年老店、匠人、企业文化以及一整套相关的体制机制，乃至社会心理、共识和氛围。应该看到，德国、日本的制造业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但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

　　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德国制造质量蜕变；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促使日本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因此，培育“工匠精神”，我们需要“大国工匠”等榜样的激励，但更离不开政府的高效作为。

假如你是某市的一名政协委员，请根据“给定资料”，为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草拟一份关于培育工匠精神的提案。

要求：

(1)观点明确，内容全面；

(2)语言流畅，条理清晰；

(3)不考虑格式要求，不超过350字。

给定资料：

　　包括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在内的古村落，既是中国文化的根植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是乡村文明的智慧结晶。保护古村落，就是留住中华民族的根，传承中华民族的遗产，记住中国人的“乡愁”。

　　然而现实却很“骨感”，断壁残垣里有历史，窗户门楣雕花里有审美，这种诗意生活的文化传承正在断代。作为历史的遗迹，古村落衰败和消亡的速度远远超出想象。良户古村旅游顾问、上海景域集团助理总裁任国才痛惜地说道：“2000年时，国内有360万个古村落，而到2010年降为270万个。”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古村落。目前，古村落正以每天超过上百个的速度加速消亡。

　　2014年，保护传统村落首获中央财政支持。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平均将获得300万元的补贴，为此中央3年将投入上百亿元。在中央大幅削减专项转移支付的背景下，这笔资金来之不易。然而，对于传统村落保护，这笔钱仍是杯水车薪。浙江省松阳县住建局局长卢丁方说，老房修缮要力图呈现原貌，拆下一根柱子，用传统工艺修复后重新装上去，成本远远高于简单地推倒重建，一栋好一点的老房子甚至要几百万元。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居民及社会共同努力。”财政部副部长刘昆表示，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同时还要鼓励地方各级财政统筹有关资金加大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投入力度，并因地制宜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保护。

　　不过，一些村庄拿到中央补助，加上省市县配套和村民自筹等，多的能有上千万元。谁来监督花好这些钱，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是破解资金短缺过程中必须正视的课题。

　　“要拓宽资金渠道，必须通过出租、认领、认购等办法筹措资金，通过编制古村落、古民居开发利用规划、项目招商引资等办法，鼓励社会公益组织、产权人参与保护利用。”黄山市建委古建专家陈安生说。

　　无论是保护古村落还是古民居，目前都涉及一个最主要的法律障碍——由于土地属于农村集体，古民居不能进入市场自由交易，也不能自由转让。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用地在没有改变属性情形下，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转让，不能转让给“外人”。

　　“是时候考虑针对这一特例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了。”徽学专家、安徽文史馆研究员方利山说，在确保能得到较好保护的前提下，应让古民居在不改变土地性质情况下可以自由转让，吸收社会资本投入保护。

　　前一段时间，火爆荧屏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带动了北京灵水村、浙江新叶古村等很多传统村落的旅游人气。浙江省松阳县三都乡党委书记叶晓伟盼望着自己的村子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外面人进来了，能带动农家乐，推动村里经济发展。”叶晓伟说，通过开发能让百姓意识到，传统村落是宝贝，要保护好。

　　事实上，很多地方早已开始与旅游开发公司合作搞开发。在松阳县四都乡，政府和开发商签订了协议，计划总投资1亿元开发民宿旅游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游客接待中心、高端民宿、生态餐厅、山地酒吧、高山水果采摘基地、高山有机农业示范基地等。

　　乡村旅游、文化旅游方兴未艾。但专家担忧，商业资本以逐利为最大目的，商业开发只是把古村当作一种产业，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

　　“如果游客过量涌入，对村庄的自然环境会造成破坏，对村民生活造成影响。”黄山市城建设计院院长陈继腾认为，传统村落保护中要避免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做好发展规划，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量。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绝对不能排斥原住民。原住民走了，传统村落也就失去了灵魂。”松阳县县长王峻说。

　　然而，当前传统村落却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财富和机会引得年轻人外出打工或求学，有能力的人就把父母接走。

事实上，即使是留下来的人，一旦有条件也急切地想要搬出去或是改建新式楼房。　　“村民们不喜欢住破破烂烂的老房子，他们宁可去外面租房子、买房子。”叶晓伟说，可能古村从外面看有一种沧桑的美，但这不是原住民所认同的美，也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美。

　　“传统村落保护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北京建筑大学副校长张大玉说，如何在保护中满足村民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做好交通、供水供电、排水、垃圾处理等工作。保护古村落，不是不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只有让老百姓住得舒服，他们才愿意留下。

　　请根据“给定资料”，谈谈对于古村落保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要求：全面准确，具有针对性。不超过250字。

给定资料：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100多年前，马克思这样阐述城市的集中性。然而，当“集中”到了一定程度，人口高度集聚的大城市开始遭受“城市病”困扰。在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堵车似乎是因为人口大量涌入、机动车增长过快造成的，于是，北京出台了限牌、限行等措施，但收效并不是很明显。

　　“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东京市区汽车保有量早已突破800万辆，但因出行需求少、管理规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状况”，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长期以来，北京的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公共服务机构在老城区高度集中，一圈一圈往外摊开，人口到郊区居住，这种“职住分离”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摊大饼”。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分离，使人们的出行需求倍增。由于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和道路交通承载量不断加大，噪声、尾气四处弥漫，交通拥堵也已成为特大型城市普遍存在的“痼疾”，它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不仅是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障碍，而且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幸福指数。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每天一早都会有30万燕郊居民“跨省”到北京上班，晚上回到燕郊。这些人工作在北京，消费在北京，对他们来说，燕郊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用的床。“人进去，相片出来；饼干进去，面粉出来……”这个“京漂族”用来形容挤公交上班之苦的段子，幽默中透出一丝辛酸，自嘲中带着一些无奈。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考察时曾强调：“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可谓切中现实之弊。事实上，城市发展中的规划失误、决策失误情况在不少地方都发生过。不管是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管理者都应当认识到，“以人为核心”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一以贯之的理念。若城市能由“摊大饼”转向“紧凑型”，城市功能分区能与交通实现有效衔接、融合发展，便可收紧出行需求、大幅缓解拥堵，由此还能扩大一座城市的人口容量。

　　“城市必须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蔓延，一旦发展，他们要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间交替着绿叶。”城市规划先驱思想家帕特里克·格迪斯这段诗意盎然的话，抒发了对城市发展的美好憧憬。2016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发改委提出，北京地域空间有限，资源有限，要把解决北京的问题纳入到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打通发展的大动脉，用“大空间”解决“小空间”难以解决的问题。2014年数据显示，日本每百万人拥有5个城市，而中国每百万人仅有0.5个城市。5万常住入口是基本公共服务具有规模效应的底线.2014年，中国5万人以上的县城和大镇多达947个，这些县和镇均以非农产业为主，实现财政上缴，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完全具备城市实体运行的本质特征。有专家建议改革“设市制度”，归还其“城市”的法律地位，因为这将极大地解放并激发近千个中小城市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改善县域城市居住环境，增强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缓解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并从区域源头减少进入大城市发展的人口，为解决“城市病”提供区域性解决方案。

　　时下，我国许多城市想追求的定位太高，想承担的功能太多，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到2012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几乎涵盖了主要的省会城市，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有意思的是，东北三省省会和大连市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西北的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也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E新区是个原本仅千余人的荒漠村落，如今这个地图上的新地名成为当地市政府耗资50多亿元打造的新城。但现在，这座新城仍是‘空城’。”业内专家举例，“一些并不具备其功能形成的其他关键因素、城市功能定位不清导致最后城市陷入无序发展状态中。”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城市病”还与政绩考核体系和政府官员管理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段时间以来，在过于看重GDP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一些城市重“项目”轻“承载”，争抢大型项目，拒绝产业外移；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城市华丽而赢弱，“城市病”也就不请自来了。

　　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至今仍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现代化的标志，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结果反而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我们几百座城市在同一时间，请了几十个外国设计公司的人员，这些人背着同样的图纸，在对这个城市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市民追求毫不了解的情况下，抛出吸引领导眼球的一些建筑形式。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有历史价值的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意义非凡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逐渐消失。

有媒体撰文指出，我们还应关注“虚假”的城市化，即城市化水平超过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乡关系不协调引发种种矛盾，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比如户籍、土地等体制长期僵化难以理顺，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低于空间城市化水平。与这种现象相关联的后果之一，是城市行政主体在未充分考虑城乡人口和资源统筹的情况下，有意或无意地将农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造成了两个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的边缘化群体——农民工群体和城市中的失地农民群体。他们仅仅是在户口上成为“城市的一员”，却无法成为“城市人”，也就无法享受真正的城市居民能够拥有的社会保障。

　　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城市必须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蔓延，一旦发展，他们要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间交替着绿叶。”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分析准确、全面。不超过200字。

给定资料：

　　人口政策关乎党和人民的发展大局，需要适时、因时进行调整。伴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尤其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形势正在发生着巨变。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群众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男女性别比失衡，现代计划生育观念生成以及低生育率的长期稳定。

　　与都市生育观念“深刻变革”相一致的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生育观念也正在静悄悄地转变。

　　一方面，诸如“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多子未必多福”等观念日渐流行于乡野；另一方面，不少农村家庭，即使符合生育二孩政策，也自愿放弃生育，个别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现象。

　　总的来看，当前大部分群众在生育行为上早已开始“自我计划”，并普遍正在经历从“要我计划”到“我要计划”的生育观念与文化转型。

　　因此，为确保“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或许应该成为各级政府下一步行动的焦点。

　　当务之急，是加快制定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时间表。目前，“全面二孩”政策路线图已定，这对以往不符合生育条件的家庭而言是最大利好。接下来，各地应紧紧围绕“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落地落细制定好时间表，积极关注高龄妇女的诉求，做好有意愿生育妇女的政策宣传、心理辅导和技术咨询等工作，让那些有生育意愿的高龄妇女顺利地把二孩生下来，尽可能地为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尝到“全面二孩”政策的甜头创造条件。

　　加大工作力度，立足失独家庭的物质与心理需求，对失独家庭给予更多关爱，切实解决失独家庭的后顾之忧。继续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对曾经积极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父母，兑现相关待遇，在就业、就医、养老和救济救助等方面给予独生子女家庭以优待。应该努力搞好生育二孩的公共服务供给。及时启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修改、宣传和解释工作，有效化解“全面二孩”政策的法律困境与难题。

　　全面总结“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好做法与好经验，着力解决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不敢生以及犹豫要不要生等问题。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大力引入社会力量，着力加强生殖健康、妇幼保健、妇女就业、生育保险、托儿托管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切实让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敢生、能生，确保“全面二孩”生得下、生得好、养得起。

　　“给定资料”提到“人口政策关乎党和人民的发展大局，需要适时、因时进行调整”，请围绕对这句话的思考，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见解明确、深刻；

(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3)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总字数800—1000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