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979 年12 月6 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使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小康”。从此“小康”与
改革开放一起，深入中华大地，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小康生活啥模样？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上世纪80 年代，人们这样描述小康生活：“吃得饱，穿得暖，过年能吃饺子，手里有零花钱”。今天，人们对小康的描述已发生了变化：“小康就是收入不断增加，有余钱买点股票、基金，有事件出去转转。”
从“解决温饱”，到“更加富裕”，从“总体小康”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发展和完善，表明党对什么是小康社会、如何建设小康社会认识的飞跃。
2．改革开放前，浙江省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10.18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3700 多万人口（现为4900 多万人）。工业基础薄弱、矿产资源等要素禀赋供给不足，一次性能源95%靠外来输入。上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迈出外出务工、推销的第一步，温州修鞋匠、理发师、弹棉郎、东阳、诸暨、上虞等地的建筑工，永康的五金匠，台州的豆嫂、工匠等几十万浙江务工推销大军，不畏艰辛、歧视，走向全国各地艰苦营生，实现了创业资本的原始积累。8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中期，浙江经济迅速崛起，又一次出现浙江人外出经商办厂的高潮，他们在全国各地开店办厂，创办各类专业市场，带动浙江产品走向全国。上世纪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浙江人又开辟了外出投资创业的第三次高潮，在省外乃至国外建立生产基地、研发基地和销售市场，不断扩展浙江的发展空间。从2003 年开始，浙江人又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建设“平安浙江”、“文化大省”和“法治浙江”上下功夫。在这一过程中，浙江率先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经济形式，率先对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革，探索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等，为中国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3．2006 年，浙江全省生产总值15649 亿元，5 年年均增长13.6%，人均生产总值31684 元，年均增长12.5%，地方财政收入1298 亿元，年均增长25.4%。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全面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 从1978 年到2005 年，浙江省经济总量从124 亿元增加到13438 亿元，从全国第12 位跃居到第4 位，2005年人均GDP3382 美元，居全国省区第一位，成为全国各省区中首个人均GDP 超3000 美元的省份。 到2004 年，浙江省工业化水平仅低于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省。据国家统计局对2002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532 种最终产品调查，浙江有56 种产品产量名列全国第一，42 种产品产量占全国总产量比重超过30%。2005 年在规模以上制造业30 个行业中，浙江有18 个行业主营业务占全国同行业10%以上，11 个行业实现利润占全国比重15%以上，其中有5 个行业主营业务占全国的比重超过20%，利润超过25%。 2005 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6294 元和6660 元，均在全国排名第三，已分别连续5年和连续21年保持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32和0.368，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浙江有30 个县市已选入全国百强县，连续多年位居全国之首；268 个小城镇选入全国“千强镇”，亦位居全国之首。2004 年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1，而同期全国城乡收入差距则是3.2：1.2004 年全省11 个地区人均GDP 最高与最低地区间的差距是3.7 倍，不仅小于全国省际差距，也小于发达省份内部的地区差距。 2005 年浙江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居全国第四位，省区第一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为83.4%，高出全国10 个百分点以上。就业比较充分，还吸纳了800 万省外劳动力。2002年以后每亿元GDP 劳资争议案件受理件数开始下降，目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30%左右。据国家统计局测评，浙江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从2004 年的92.33%，提高到了96.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9 个百分点。
4．二十多年来，中国发展成就令人瞩目，但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原因：一、中国还不是一个
创新型国家。一般来说，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GDP 的比重为2.5%，而中国目前是1.11%；科技成果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求是70%，中国目前是30%，对外技术依存度要求低于30%，中国是60%。二、技术进步不是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我国经济发展的75%左右靠能源、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只有25%左右靠技术进步，科技发展速度远远没有匹配经济发展速度。三、贫困人口数量还相当大。据不完全统计，城市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大体有1400 万，农村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达6000 多万。四、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总量基本平衡，但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局部过热、局部过冷。五、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应该说，目前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已达4 万亿，具备了解决公共服务不足问题的条件。问题在于在财政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列太大，公益性支出太少。六、人才配置仍不合理。最大的问题是存在人才的负淘汰机制。
5．我国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已知存在这地位下降或较低的状况。这种利益分配格局的积极效应是，
加快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劳动所得比重较低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加速器。负面效应首先是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出现了投资增长自行创造投资需求的不良循环；其次是国内经济过分依赖出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不合理现象；再是扩大了收人差距，出现了如何保持长期稳定增长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悬念。在这些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却相对较少。显然，已往20 多年的利益格局，应随着改革发展进程逐渐予以调整。
6．从资本和劳动力主导型转向科技与创新主导型。上世纪后20 年，我们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本和
劳动投入。但近年来，一般的加工能力过剩，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的加工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产业结构处于调整与升级的时期，城乡建设从外延扩张为主转向提升内涵质量和综合竞争力为主。与此同时，社会资金充裕，资本和劳动力供给关键已不在数量，而是结构与素质。再从大环境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高新技术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导性因素。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也为发展中国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技术条件。上述种种情况决定了科技和创新成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推进的关键因素。 2006 年，浙江全省科技活动经费支出405 亿元，比2001 年增长2.3 倍，年均增长26.7%，其中研究与发展（R D）经费为210 亿元，增长3.7 倍，年均增长36.2%。2006 年，专利申请受理数、授权数分别达到5.3 万件和3.1 万件，授权量居全国第2 位。
7．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注重质量，做到又好又快发展。2006 年浙江省九年教育的普及率达
到95.1%，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达到95.6%，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人学率达96.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1 年的15%上升到36%。 衢州地区努力贯彻“教育公平”的原则，要求实现有限教育资源的城乡共享，营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教育生态环境。衢州地区的基础教育相对其经济发展水平更发达。这里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质量在省内都是较高的，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4%，略低于全省36%的水平。但预计到“十一五”末期，这个毛入学率将达到40%。
8．1999 年底，浙江省委在十届四次全会上首次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2001 年，为配合文化
大省建设需要，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2005 年7 月底，在浙江省十一届八次党代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 浙江省认真抓好文化先进县创建工作，实施浙江东海文化明珠工程、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知识工程和少儿蒲公英计划。目前，共有17 个全国文化先进县、4 个全国文化工作模范地区、21 个省级文化先进县，有8 个县（市、区）被评为全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成绩显著地区，370 个乡镇被命名为东海文化明珠乡镇，已建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乡基层中心89 个。2004 年“七艺节”期间，全省共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2363 场次，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事业的繁荣，极大地丰富了全省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年来，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加深，浙江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份额已经日益明显，
已成为经济发展中冉冉上升的“朝阳产业”，按照文化产业核算范围，根据现行的统计及经济普查相关资料，
经初步测算，2004 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为186 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6.32%； 20 05 年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达439 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3.3%。新世纪以来，浙江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5.2%，远远高于同期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
9．不久前，建德市李家镇曙光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村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免费体检，物理栓查、
胸透、心电图、B 超……这些曾经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的免费体捡项目如今正逐渐走进农民生活。
2003 年，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实行，4 年来受益面不断扩大。到2006 年，全省87 个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已经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人数2902 万人，人均筹资60 元，参保率为86%，提前达到中央关于2008 年基本建立合作医疗制度的工作要求。 2006 年浙江全面启动了农村健康工程、城乡社区健康促进工程、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工程、科教兴卫工程、强院工程和中医药攀登工程等“六大工程”，每千人拥有医生数由2001 年的1.64 人增加到2006 年的1.9 人，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由1.79 张增加到2.34 张。 然而，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七成以上人口是农民，农村却只有二成卫生资源，八成是在城市，且集中在大医院。农村卫生、农村健康是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短板。
10．“十五”期间，浙江省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7%，但农村收人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7.4%。浙江人均GDP 超过3000 美元，有大约1/3 的城市居民在十多年时间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浙江的贫富差别在某些方面仍呈现扩大的趋势。 针对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较大的现状，浙江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解决城市低收人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要求从2008 年到2010 年，基本实现低保标准两倍以下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廉租住房应保尽保，基本满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买或租赁经济适用住房，基本完成现有旧住宅区的综合改造，多渠道改善农民工等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
2001～2006 年各年度浙江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均控制在4.1%以内，2006 年为3.5%是五年中最低的，城乡统筹就业格局初步形成。五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411.6 万人，帮助163.5 万名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 2007 年5 月，杭州市仝面启动创建充分就业社区以来，各主城区、街道想方设法，各出妙招，帮助困难人员实现就业，目前，该市主城区3368 名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基本清零。 中国要提高福利水平，建设福利社会，并不是重走计划经济时期福利体制的老路，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新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的福利体制的创新。具体而言，无论是“先富带动后富”、还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尤其需要政府有效发挥其汲取资源、进行再分配、培育社会体系、实行监督的一系列重要职能。
11．在温岭市泽国镇，如今有——个著名的“乒乓球摇号”故事。近年来，这个镇一直在试行重大公共事
务群众参与决策的“民主恳谈”制度，采取随机抽选的方式产生民意代表。 镇里按照1000 人口以上每村4 人、1000 人口以下每村2 人的原则，确定了民意代表分配比例，全镇每户人家都分到一个号码，哪家被抽中，就派出 1 名代表参会。通过采用乒乓球摇号的随机抽样方式，全镇从 12万人口中抽选了275 名民意代表。召开协商会时，每个民意代表对各个公共事务项目投票。 泽国镇的民意代表制充分利用了公众政治参与的内在积极性，与我国现有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相结合，从而集中了民意，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对于这项改革，温岭市领导谈了“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决策层对民意的估计和真实民意之间会有交大偏差；二是没想到决策层平时听到的“民声”并非真实广泛的“民声”；三是没想到最基层的党委政府再民意收集和反映机制上尚存在那么多的缺陷。这一切都说明，即便决策层有真实意愿自觉代表群众的利益诉求，但“想当然”的“直接决策”也难以代替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
12．针对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浙江省不断创新“枫桥经验”，落实信访领导责任制，使大量矛盾在
基层得到有效化解，2006 年浙江省刑事发案绝对数首次下降，降幅为2.3%。5 年来，全省经过犬力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市、县、乡镇、村（企业）四级安全生产管理网络，数以千计的安全生产监督员队伍和安全生产检查力量，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方位监督。2004 年至2006 年，全省安仝生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连续3 年实现零增长。 不以牺牲环境换政绩，既要经济发展的金山、银山，更要环境生态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浙江省自 2004年10 月开展“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811”行动是浙江省以八大水系和11 个重点监管区为重点的一项全省性的环境污染整治工程。当年，在八大水系和运河的水质中，飞云江的水质达标率最高；“母亲河”钱塘江水质达标率排名第五，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为57.2%；鳌江和运河的水质最差。经过两年治理，生态环境有所改善。2006 年八大水系、运河和主要湖库171 个省控监测断面中有60.2%的断面水质满足水环境功能要求；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82.8%，11 个设区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均在82.2%以上。
13．2007 年11 月3 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战略（规划）环评在中国”国际研讨会上说，我国
（规划环评条例）立法工作之所以两年没有取得进展，主要源于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 战略（规划）环评之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新时期29 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如今，人们已很难找到没有被污染的江河湖泊，不少人生活在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的交叉污染之中。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建设生态文明，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环境污染一日不遏制，生态问题一日不解决，很多地方的百姓连生存都面临危机，遑论又好又快地发展？ 近日，国务院一连批准下发了有关部门制定的六个成套性文件，这六个文件围绕着单位GDP 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制定了一套严密而科学的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从2008 年起，中国地方省级官员将开始向中央上交节能答卷，如果成绩单未能及格将面临问责和“一票否决”。在《单位GDP 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中，都出现了“一票否决”的字眼，这意味着节能减排将成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也成了决定干部升迁与去留的一项硬指标。
14．幸福感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
种价值判断。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深圳社科院在做“和谐深圳”社会调查考评时，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
A 类指标：涉及认识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人、社会保障等），生活质量
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等）。
B 类指标：涉及情惑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等。
C 类指标：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
社会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舒心畅意的生活。在评价城乡建设成效时，不管是修路造桥，
还是教育、医疗、治安等，最终都要归结到一个问题上：人民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加幸福？将住房、公共安全、甚至幸福指数等纳人新的政绩考核标准，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根本体现。 突如其来的“非典”让我们深刻地领会到，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三农”问题让我们明白，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小康，酸雨、赤潮、蓝藻、沙尘暴，让我们深感，没有环境的达标，就没有全面小康……
15．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应该看到，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是判断小康的唯一标准。浙江在工
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人发展的新形势下，无论机遇还是挑战都是空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仅关乎“为什么而发展”，同时也关乎“如何谋发展”这一更为具体和现实的课题。
假如你是浙江地方政府的一名公务员，请问评价当地仝面建设小康社会应从哪几个方面考虑？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评价应有具体的内容；
（2）全面、准确、扼要，字数控制在500 字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