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一】
①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新生代农民工，也被称为“农民工二代”，他们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大约1亿人。
②温家宝总理于2010年2月27日下午来到新华网访谈室，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的联合专访，与海内外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提出的国家将出台哪些措施来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时，温总理表示，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主要是指80以后的，或者说是老农民工的第二代。有人说，农民工可以改一个称呼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现象，其实质是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已经是农民工。大家可以看，从采矿、钢铁，到纺织，到运输，到城市的清洁工甚至到若干服务岗位上的农民工，他们已经成为工人的主体了。我们城市建设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能够正常运转，人们生活能够安心，是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温总理说，这里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他们比老一代的农民工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主要是：第一，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第二，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对农业生产也不熟悉；第三，他们许多人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因此，他们的恋爱、结婚，以致将来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加以解决。温总理说，对新生代农民工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他们逐渐地要代替老一代农民工。温总理表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症结问题就是户籍。政府今后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③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个体的人格特征显著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纪轻的农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纪大的农民工，不论在成长的社会环境还是在家庭环境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基于这一考虑，把这两部分亚群体分别称之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所谓第二代农民工，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从农业和农村中流出并进入非农产业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具体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此可看出，对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区分的要点在于他们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其自身的文化、观念及行为上的差异。以人口学和经济学视角从农民工群体自身出发提出的“第二代农民工”与从社会学角度所说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其实是同一群体。
④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地不够种了，劳动力有富余，同时农民又有了自由支配劳动的权利，于是一部分农民就出来打工。当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乡镇企业打工，亦工亦农，离士不离乡。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因为是“洗脚上田”，进厂务工，他们应该算作第一代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是我们重点研究和政策针对的农民工主体。外出进城打工是这代农民工有别于上代农民工的显著特点，他们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打工经历，大多在建筑业、加工业、服装业、出口企业打工。这部分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是不同的：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不少嫁给了城里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
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当然，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统称为“90后”，他们算是第三代农民工。最近几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
“90后”农民工有别于前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这是其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要，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们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概念。因此，他们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尽管遇到了很多困境，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却挣得少，有时还遭人白眼。但通过纵向比较，总觉得比在农村好，比其他农民好，因而比较能够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而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但有时又有些盲目的平等和民主的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甚至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开始增多的劳资矛盾以及农民工维权的呼声和事件，无不与此有关。
⑤与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最后返乡的经历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打算通过多种途径尽量留在务工地。武汉大学农民工课题组调查显示，第二代农民工中欲“通过打工，争取留在城里生活”的占42．4％，“不愿意回乡干农活，想过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如果把两者定义为“倾向于留城者”，则其比例高达57．6％，即第二代农民工中有一多半打算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生活。《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也证明了这一事实。《报告》指出，27．4％的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定居，50．2％的表示“干得好，愿意呆下去”，甚至高达62．6％的梦想着未来做老板，而打算“干几年回家”的只占两成。
与父辈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宁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已成为他们的“共识”。但父辈遭遇的“特殊性”、“边缘性”却在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扩展放大，使这一代人的境遇更为尴尬；他们主动“抛弃”了农村；却因为隔膜和歧视，又被城市所拒绝。
【给定资料二】
2010年2月1日央视《新闻1+1》栏目《我们要进城》文稿摘录：
主持人(李小萌)：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是个新话题了，但是今年在中央一号文件当中，它第一次被提到。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他们，关心他们。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出生于80年代、90年代，这是从年龄上对他们进行一个界定。那么和父辈，他们本质上的区别究竟有什么？听听岩松的观点。
白岩松(评论员)：从年龄上来看，大多20到30岁之间，跟父辈很重要的一点是父辈是第一批进城的，过去没有，所以《陈奂生进城》那部小说会在80年代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他们一进入城市的时候，想的还是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和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就业是生存型就业。
主持人：省吃俭用，钱要寄回去。
白岩松：省吃俭用，吃一切能吃的苦，因为吃苦吃惯了。但是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的农民工，一出生就在改革之后，对城市并不遥远，那么从父母那儿得到很多的信息，甚至礼品，过年带回来的东西；要么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另外几乎不会种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由于国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以及希望工程的重要补充，他们基本上初中毕业，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高中毕业，因此有一定的文化。另外，在精神的需求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父母，他们进城就业已经变成了发展型就业，主要为自己。相对来说，没有像父辈那样的更多地考虑在农村的家里头，精神需求又很大，另外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主持人：怎么理解“对公平格外地在意了”？
白岩松：因为当初他们的父辈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是生计型的就业，所以只要是能挣着钱什么苦都能吃。这种苦包括歧视，包括即使有很多门槛，甚至他认为天经地义的：我好像就是不能有户口，不能有户籍，我好像就是要拿低工资……
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新生代农民工天然开始有了一种公平的需求。他觉得，我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有一个数字显示，新生代里头，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他们对通讯是相当了解的，因此对公平有很高的期待。
主持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困境。比如说退回到农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对农村那么依恋，那么熟悉了，进入到城市，又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存在那里，这些困境如何形成？
白岩松：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他们与父辈之间最大的区别。因为父辈的那些人是“生存型”，打工，他们的牵挂都在农村，孩子在那儿，父亲母亲在那儿，所以节衣缩食钱要送回去。但是这一代人不同了，这一代人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打算自己去发展，恐怕相当多的人不打算回去了。有一个数据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他们属于工人群体”他们已经把前面的“农民”两个字淡化了，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这是一个相关的调查。我们再看下一个，27．4％，超过四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的“客家”，在这儿要住了。超过二分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只要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待多长，取决于干不干。真正再干几年回家，或者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两成，这就是现实。
主持人：我们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当中是有一定的困境的，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为他们我们将能做些什么，我们能改变一些什么？
白岩松：2008年，在沈阳，几个从山东来的青年农民工第一次过平安夜。其中一位说，城里人都喜欢过圣诞节，我们也来赶个时髦。2009年，天津首届建筑业农民工歌手大赛，一位来自邢台的23岁小伙子，报名的参赛曲目是《You are ready》，一首很流行的奥运歌曲。小伙子说，自己从小就爱听流行歌，生日时他特意买了部MP3，每天收工回到住处，都要听着歌入眠。“每天能去K歌，泡吧消夜、上网听歌、聊QQ……那种生活才叫High。”这是一位90后农民工对幸福生活的解读。另一位因金融危机暂时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则坚定地说：“我们都会出去的，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想念城市的霓虹。”
的确，城市的霓虹灯是每一位新生代农民工来到城市后最先被吸引住的。如果这些东西通过辛勤的劳动是可以得到的话，另外有一些东西却似乎有些遥不可及。两天前，《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农民工二代渴望扎根城市中》，报道了一位名叫邬霞的农民工，在她28岁的生涯中，前14年她在四川老家做留守儿童，后14年一直在深圳打工。如今渴望在深圳安家立业的她遇到的问题是，如果孩子留在深圳读书，没有户口只能上农民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质量一般，她担心耽误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上深圳的公立学校，则要交几万元的借读费；而假如把孩子送回老家读小学，又担心孩子重蹈他们的覆辙，成为二代留守儿童，对成长不利。
生活在城市，却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市民的权利，这就是他们的困局。第一代农民工如此，第二代农民工同样如此。不同的是，农民工二代在行为方式上已经迥异于他们的父辈。
去年，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80后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孙中界，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明志”；张海超开胸验肺以证明自己是在工作过程中患上尘肺病。他们的名字都被新华社选入了“2009热点人物扫描”。
事实上，就业、求学、维权的艰难背后都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户籍障碍。尽管一些城市已经尝试着放开了户籍限制，然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供需之间的矛盾依然巨大。于是，融人城市的渴望也就以不同的面目显示出来。
曾在网上火了一阵的湖北80后农民工万小刀，他的几篇文章《坚决不娶城市女》、《做市民不如做农民》、《农村学生千万别读大学》，极力炮轰城里人。然而，如果跳出这几篇用语极端的文章，仔细阅读他的博客你会发现，这个80后农民工和其他城里的同龄人一样知道韩寒，甚至海德格尔，熟悉当下各种流行用语，对时代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据了解过的记者说，万小刀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带着复杂的情感来到城市，始终不适应城市，却也始终不肯离开。他用博客炮轰城市人，但面对城市人，他却是自卑的。像城里人一样工作、上学，有城里的朋友，被城里人尊重，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愿望。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回应着这样的需求。
主持人：今天我们节目的标题是《我们要进城！》，进城为什么这么难呢？岩松给个答案。
白岩松：我们先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先不去谈大的政策，刚才第一个片子里头有两个年轻人的发型，让我印象深刻。看他的头发是黄颜色的，而且显然也经过了处理。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他回家了，然后就在农村继续生活、种地，他的头发的颜色会慢慢淡下去，重新变黑，黄颜色会消失。有一天他会不会突然怀念他原来的发型，因此连带怀念他城市的生活，那个时候他怎么办？显然农村拴不住他的心了，因为他已经改变过了，让他再回去就很艰难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城市变成了个人要发展的一种因素，而且不背负太多的包袱。
主持人：就像当年土地拴着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情感的牵挂现在在城里了。
白岩松：但是现在，城里已经牢牢地拴住他们。因为只要你进去过，就很难说回去之后不再来了。我觉得这个诱惑就这样具体地摆放在他们的面前。
主持人：这些年，都在说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当中各种保障的问题，子女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的问题等等，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
白岩松：关注是一个问题，真正落实了、已经彻底解决了是另一个问题。的确，关注度够高的。
今天上午我们专门听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的新闻发布会。其中有很关键的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什么相关的准备没有做好呢？是口号吗？是大家的心态吗？不是，是相关的政策，还有很多的墙拦在那儿。比如说户籍问题，指望他们都进大城市很难，可能要进中小城市，尤其以县城为主，但是这个户籍问题能解决吗？说是求学，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生在城市里了，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就是城市里头的人，他们怎么上学呢？是去郊区找一个农民工的学校，还是真的能跟其他孩子一起。另外，费用又会是怎么样的，公平怎么去解决呢？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相关的政策尽快地接轨。否则的话，他们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欲望越强烈，如果有墙遇到了阻碍，产生的反弹给他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越大。
主持人：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去向是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城市？比如我最近在四川采访，我也看到，在城市已经打工十年的70年代末的年轻人，他恰恰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农村去创业。选择了养猪，选择了种植，因为那里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他给我算了一个账，以前在城市打工，一年可以挣一两万块钱，现在回到农村，既可以照顾家里的老小，一年还可以挣六七万块钱。
白岩松：但是很关键一点，他一定不是按照原来农村养猪的方式在养猪。
主持人：对，你说对了。
白岩松：他一定有一种现代农业的这样一个理念：拥有新的技术，包括可能更省体力，甚至雇佣其他的人为他的产业发展。现在有两个事情必须考虑，我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是百分之百都要进入中小城市包括大中城市，这不可能。我觉得农村和城市都要有公平的政策和待遇，让他们自主地去做选择。城市里要防什么呢？我特别注意到农业部在《人民日报》上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关注“90后农民工”，不光是关注80后的。
主持人：我们把报纸展示一下。
白岩松：是韩长赋写的。这里头有一点是很刺激我的。他说将来城市里头，可别形成如国外某些国家那样的贫民窟。他们进了城市里头，但是各种政策没有给予他们开放和公平的空间。他们只能在城市的乡村里生活，然后形成了一个贫民窟。这是他所担心的。
另一方面，农村要刺激他们愿意回来。不是让他们回来是因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回来，而是有吸引力要回来。什么呢？将来的农业一定不是靠每一个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可能是产业化的。就像刚才说的新型农业、养殖业等等。他回来之后一算账，我在城里辛辛苦苦，我还不跟爹妈在一块，挣的钱还比他们少，我干嘛不回来呢？要用诱惑力吸引他们回来。可能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是进城如何给他们公平的待遇，但是如何在农村里产生吸引力，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主持人：新生代农民工，我们想到的是，在制度上、在政策上的改变，改变他们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状态。但是在2010年一号文件当中，这样的一个概念被这么重要的提及了，对于更大范围的整个社会人群，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不是都意味着某种改变？
白岩松：我觉得要做好迎接的准备，每个人都要做好迎接的准备。很具体，当你的孩子就跟新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在一个班，甚至同桌学习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找班主任要求调座。如果转换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感到高兴，他可以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可以去学到很多在城市学不到的东西。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中可能是留守儿童，突然到了城市里头，他们不像父辈那样能吃苦，有的时候会出现高犯罪率，这个时候社会怎么办？另外，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更大。在他们这代人打工的时候，如何满足他们的心理、生理的需求，以及精神方面的需求呢？如果还是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没有任何精神需求，他们会疯了的。所以这两点也要去注意
【给定资料三】
下面节选的是媒体有关文章的部分事例(次序有所打乱)：
(1)来自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的小廖，2003年初中毕业后，南下开始了打工岁月。在工厂做过普工，做过商场售货员，辗转多份工作后，她决定参加技能培训，学习一技之长。2007年前后，小廖参加职业培训，考取了服务业内的一个从业资格证书。2009年通过深圳市“招调工”考试，终于结束了自己“深圳外来工”的身份，拥有了深圳市的户籍。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2008年她开始成为“可颂坊”连锁店的店长。目前，她又报考了自考大专学历，要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
(2)24岁 湖南益阳钟艳身材高挑面容姣好 打扮时尚 在外打工多年辗转于深圳、长沙、上海最初的村姑 时髦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朵开放在大都市的山菊花”上海一家酒店收银员 “工作不如之前在长沙轻松，但见识长了不少”
(3)“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资高低，现在不但要问宿舍、食堂的环境，还要问工厂里有没有娱乐设施。”赐昱鞋业(深圳)有限公司工会负责人杨诗勇说。
(4)“K歌、泡吧、上网、听歌、聊QQ”，这是河南的一位90后对理想的打工生活的解读。“已经慢慢习惯了很多城里人的消费方式。”19岁的何建玲说。她是何云山(见下(6))的妹妹，现在广东虎门一家服装厂工作，手机下载的是最流行的歌曲，她经常K歌、出游，和朋友一起消费时实行AA制。
(5)廖婉怡说：“以前在乡下没有什么娱乐，现在最喜欢和朋友一起去K歌和逛街买衣服。”她和何建玲对工作环境的要求少“物质”多“精神”：“老板和善，工友好相处”、“环境宽松友好”、“工作紧张但不要太累，业余时间有文娱活动”等。他们更在意的，似乎是环境带来的心理感受。
(6)三年前来到深圳龙岗打工的小孙，至今已经换了10多家企业，在现在的手袋厂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又准备跳槽。记者发现，像小孙那样频繁跳槽的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少数，对于跳槽的原因，他们给出一个类似的答案：要“饭碗”更要有发展。23岁的广东湛江小伙何云山，现在东莞一家工厂做仓管，基本工资1000多元。一到休息日，他就到职业介绍所，有时也上网浏览人才网站。他对工资的要求并不高：“和现在薪水一样就行。就是想多尝试一些工作、多点见识。”
(7)来自广西玉林的廖婉怡，在东莞打工，每个月薪水1500多元。她平时不往家寄钱，“因为父母不需要”。她把大部分工资攒下，设想过几年回到玉林开间服装店。“我出来就是想长点见识，可不想一辈子打工。”廖婉怡每次逛街都会留意街上的小店，看看有什么新鲜花样。她说：“这里比我家乡时尚得多，回家开店时好多东西可以直接照搬。”
(8)“请问企业给交保险吗？用不用加班啊？”这经常是新生代农民工应聘者问的第一句话。24岁的周维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广东工作已经5年了，先后干过销售、保安以及电子加工等。最近的一次工作经历是电子加工。因为经常要加班至半夜，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无法保障，于是“炒”了老板。“我对工资要求不高，月薪1000多元就行了，但不能总加班，能交各类保险的稳定工作最好。”
(9)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湖南桃源县的童方标所在的工厂好久未能发工资，他便向老板讨薪。父亲知道后大为紧张，不停打电话来劝他：“算了吧，别惹事，别惹事！”“我不会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我会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童方标说。
【给定资料四】
据南京市雨花台检察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员犯罪案件数量和比例均呈大幅上升趋势，二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与父辈“有活就干”相比，二代农民工对工作明显挑剔，不仅要求较高待遇，还追求工作之外的自我生活空间，很多人不愿意从事需要经常加班加点、业余时间没有保障的工作。
二代农民工年轻、阅历浅，不愿吃苦又想过上好日子，在诱惑面前，很容易走上歪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04年以来，南京警方每年在安德门市场至少打掉一个犯罪团伙。这些犯罪团伙的成员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此类团伙中，只有几个人是核心人物，其他人都是被引诱进来的。而这些核心人员，大多劣迹斑斑。在他们“不干活也能挣钱”的教唆下，一些在劳务市场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特别是二代农民工也加入其中。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犯罪呈现的新特点，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专门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发现，以往劳务市场周边农民工犯罪多以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和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类为主。但近年来，扰乱经济、金融秩序等新型犯罪出现上升趋势。
新型犯罪多发生在二代农民工身上。雨花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许多二代农民工不屑于盗窃、抢劫等“小偷小摸”的事，理由是来钱少、风险大。在他们眼里，制作贩卖假发票、办理信用卡套现是“低风险、低投入、高产出”的发财捷径。
“二代农民工涉罪比例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对此应给予高度关注。”雨花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顾晓宁认为，多数二代农民工自幼跟随父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行为和就业方式。他们的生活处于多元化价值观的无序混合状态，其结果是，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
二代农民工强烈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经济困境，城市丰裕的物质和生活方式，又无形中拔高了他们对物质的期望目标。然而，由于城市政策、自身文化素质以及择业不稳定造成的生活窘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导致其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二代农民工犯罪现象已引起了各方重视。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有关部门也积极采取对策，积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请根据【给定资料四】，并联系其他给定资料，分别扼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和新型犯罪多发的原因。(250字以内，不必展开论述)
正确答案及解析
正确答案
解析
本题是分析加概括题型，要求考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和新型犯罪多发的原因”，考查考生分析问题和概括归纳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材料中有较多句子阐述原因，可直接概括出来；题干中要求“分别扼要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和新型犯罪多发的原因”，显然需要分开作答，其一是“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原因”，其二是“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犯罪多发的原因”；要求“根据【给定资料四】，并联系其他给定资料”，可知主要通过阅读【给定资料四】进行作答，同时还要结合其他材料。 参考答案：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高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他们对工作挑剔，不仅要求较高待遇，还追求工作之外的自我生活空间。
第二，他们年轻、阅历浅，不愿吃苦又想过上好日子，在诱惑面前易引发犯罪。
第三，他们有一定的维权意识，但由于各种原因其合法权益在现实中得不到维护和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新型犯罪多发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扰乱经济、金融秩序等新型犯罪被他们当做发财捷径。
第二，多元化价值观和文化冲突致使他们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
第三，较高的物质期望和现实因素的限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他们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2
包含此试题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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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202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材料二
2020年9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必须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认真思考和回答10大新课题，其中一项是：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后，如何依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高素质人才激发强大内生动力。在《浙江日报》的访谈中，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与见解。
从全省来看，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应从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完善实验室体系建设、提升高校科研水平等方面集中发力。2019年，浙江省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近50亿元；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联合基金，总投入达10.5亿元；重点围绕数字经济和生命健康等相关领域发展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解决区域发展重要科学问题。未来，浙江省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技术创新中心和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争取在2025年建成50家技术创新中心、100家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组建技术创新联盟，推动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政策引才、平台聚才、服务留才是浙江打造人才蓄水池的3个主要方面。当前，浙江正着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通过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研究院以及院校等，提升蓄水池的虹吸效应。
材料三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之根，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决定大国崛起的基石。近代以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先后崛起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无不是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的。在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经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国”，但由于缺乏科技创新的支撑，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但后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减弱，一战后逐步沦为二流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关键因素正是其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
审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科技创新因素，归根到底是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激励创新的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教育制度、反垄断制度、投融资制度等，以及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宪法和专利法的保障就不会出现爱迪生这样伟大的发明家；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像福特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动力了。因此，推进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建立有利于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
材料四
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只是建设了一个开放活跃的市场，或者说不只是把先进科技和管理办法引入这个市场，而是同时建设了一个有利于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科技不断进步并有效投放于市场的可持续的法治保障体系。4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特别是有利于科技和市场发展的法治保障建设得到同步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值得深思。表面上看，蒸汽机等近代工业科技发明的应用，改变了英国的小作坊，带来了规模化的近代工厂。但是仔细想，让蒸汽机这些工业科技成果在英国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只是发明本身吗？显然不是这样。中国古代也有四大发明，但怎么就没有触发工业革命呢？因为英国当时及时建立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律制度即专利权制度，以及有利于工业科技发挥最佳作用的工商业组织法律制度即公司制度。这些近代法律制度的促进和保障，使得科技进步与市场应用有效结合进而使得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和发展，近现代文明演进才有质的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决策者审视历史、放眼世界，不仅深刻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搞活市场才能搞活经济的道理，而且也深切体悟到科技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障。所以，在万法待兴之际，中国首先进行了外资法和知识产权法两大重点法律保障建设。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86年民法通则、1990年著作权法、1993年科技进步法等，都是保障科技支持市场发展的及时雨和催化剂。除了这些重点的、直接的法律保障之外，科技发展和应用还需要更加完整的法治体系的全面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40多年来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及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都得益于相关法律的同步发展。当然，科技本身是有代际的，法律本身也应该是有代际的，二者只有不断同向迭进，才能正向互动。否则，法律不仅不能成为保障，反而可能成为障碍。
材料五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浙江民营企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助力浙江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浙江涌现出数量众多的隐形冠军企业。它们规模不大，却在某些细分领域成为绝对的领先者，甚至占领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像纽带一样，成为稳定全产业链优势的中流砥柱。
嘉善XSK电机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微型自动聚焦音圈马达和压电马达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最大的微型自动对焦马达生产基地。2020年公司抓住全球部分制造业产业链重塑的机遇，加速关键零部件国产化进程，成功研发并迅速量产6400万超高像素摄像头对焦马达、1.08亿像素光学防抖自动对焦马达等，逐步进入中高端手机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感慨地说：“消费电子是一个更新迭代速度飞快的行业，企业必须牢牢掌握创新话语权，才能不被下游企业牵着鼻子走。”
浙江的ZT集团从一家作坊式小厂起步，发展到今天服务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集团，依靠创新获得可持续竞争力，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式的发展道路。“基于物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帮助ZT集团实现了低压电器产品生产全制程自动化，推动低压电器制造进入智能化时代，被评为“2019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ZT集团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的两个数字化车间，不仅实现了设计、生产、销售全价值链数字化，而且能有效缩短研发周期、提升生产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所涉及的系统软件、硬件设备，包括改进产品设计、每道工序实现“机器代人”以及企业统一数据平台和车间级工业通讯网络等，全部由ZT集团自主研发。集团董事长自豪地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潜力。”
材料六
“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2006年3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自主创新大会上指出：“加快创新平台建设，使之成为服务中小企业、提升块状经济和特色产业的重要支撑。”当前，浙江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正是创新平台建设迭代升级的新形态，体现了浙江与时俱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使命担当。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是在整合提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基础上，由政府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及专业机构等共同参与，面向特定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集聚科技、人才、金融、数据等资源要素的新型创新载体。自2017年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以来，全省已创建培育超过200家省、市、县三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成效也已逐步显现：创新服务机构不断聚集，大量共性技术难题得到破解，实验室创新成果迅速找到“婆家”……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科技、发改、经信、财政等部门协同推进，有效整合孤立、分散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资源，形成了服务产业发展的“大合唱”。省里制订出台了《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年）》《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导则》和《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竞争性分配方案（试行）》，给予综合体最高每年5000万元、连续3年财政资金支持。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加强组织领导、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和政策整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与此同时，综合体营运主体大多注册了实体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凭“真本事”立足。对创新服务机构，多数综合体实行“亩均论英雄”和服务排名为主的考核制度，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激发了成长活力。
根据省里提出的2022年实现“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全覆盖”的目标，各地政府着眼于补齐产业链、做强产业链、优化产业链，按照“产业培育的重点在哪里，综合体建设就跟进到哪里”的思路，努力把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成地方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裂变发展的“反应堆”。浙江诸暨的珍珠产业闻名遐迩。针对珍珠企业在养殖生态化、定制个性化、销售网络化等方面的短板，政府以珍珠创新服务综合体为载体，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抓好珍珠研究院和珠宝创意设计、网红直播基地等建设，接连攻克珍珠养殖水体生态循环治理、珍珠粉3D打印等共性难题，引进国内外知名珠宝设计师和百余名高流量网红，大大增强了诸暨珍珠在国内国际的潮流引领力、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当前，创新发展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的竞争发展到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的竞争。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集聚整合产业创新要素，促进政府、企业、高校院所、金融和中介机构紧密合作，形成联合开发、优势互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温州乐清聚焦千亿级电气产业，以强化电气产业服务创新为突破口，以整合智能装备各类科创平台为抓手，举全市之力构建电气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为培育世界级先进电气产业集群提供强力支撑。杭州钱塘新区在杭州医药港核心区块启动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聚焦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生命医学工程、医疗大数据等核心领域，推进人才链、创新链、生态链、服务链、金融链、产业链“六链”融合，打造“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
在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的过程中，各地政府树立利民为本、法治为基、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理念，运用数字赋能、改革破题、创新制胜的手段，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及时性、精准性、专业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一方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提升招商、科技、经济、人才等政府部门的协同服务能力，构建从源头到末端、从共性到个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综合体提供集成化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在综合体内设立企业一站式服务窗口，提供贯穿产业发展全链条、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化公共服务，同时方便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对接联系，第一时间满足企业在专利申报、产品推介、质量检测、消费维权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材料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这些重大决策充分显示了新型举国体制在我国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科技强国进程中的重要性。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国家利用各种行政和政策手段，举全国、全社会之力去达成某一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其实践在古今中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发达国家在国防安全领域、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战略高技术领域，从未中断过举国体制的做法。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等，都是通过举国体制的推动取得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科研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我国的科研系统按照“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原则，由政府全盘负责科技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并直接组建和管理科研机构，其人力、经费、物资等完全由政府按计划统一调配。在国际封锁、国内科技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这一体制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进行动员和集中。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才能够在“一五”计划期间展开以“156 项工程”为核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才能够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铸就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高铁项目、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等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我国再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应急科研攻关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疫情发生后，科技部门迅速组织由多个领域顶级专家组成的科研攻关组，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短时间内就取得积极进展，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放眼未来，不论是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还是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都更加需要我们不断用好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这个独特优势。
材料八
作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浙江在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新征程中，自觉强化国家使命导向，从国家急切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凝练科技问题，布局战略力量，配置创新资源。为此，浙江提出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域创新体系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创新体制，着力推动“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全力打造全球创新策源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省实验室”这一新名词应运而生。
“浙江省实验室”的提出和建设，鲜明地展现出浙江以超常规力度建设世界级科创高地的决心和魄力。首批4家省实验室的建设目标十分明确：之江实验室和湖畔实验室聚焦“互联网+”领域，良渚实验室和西湖实验室聚焦生命健康领域。每家省实验室平均5年100亿元左右的总投资，换来的将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建设省实验室，是浙江构建全域创新体系、提升创新效能的重要一环，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一次生动实践。”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新型举国体制催生新型研发机构，从这4家省实验室的牵头建设单位来看，之江实验室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共同举办，是混合所有制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良渚实验室由公办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浙江大学举办；西湖实验室由西湖大学这样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牵头建设；湖畔实验室的举办单位阿里巴巴集团则是一家民营企业。
为更好地利用体制优势攻关核心技术，之江实验室创造性地提出了“高原造峰”工作机制，采取“大兵团作战”，突破学科界限、按需组织顶尖科研力量协同攻关。实验室的“先进工业互联网安全平台”项目，由两位院士牵头，联合了国内10家优势科研单位的力量，较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内生安全文件存储系统、内生安全云管平台等多款核心装备。
支撑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是省实验室的使命之一，为此需要探索高效的成果转化模式。西湖大学自主研发的新型红细胞治疗技术日前完成近亿元融资，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相比制药行业新药研发动辄10年的转化周期，这一成果用很短的时间就迈出了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第一步。这得益于灵活的成果转化机制。从专利申请、法律咨询到投资人谈判，专业的成果转化团队全程参与，不但大大加快了项目落地的速度，还能让科学家更加专注于科研。浙江省实验室未来的许多创新成果也都将受益于这种“深度孵化”模式，从而加快产业化进程。
材料九
2020年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略规划圆满收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这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嫦娥五号任务不仅是一项重大科技成就，更是体制优势和精神力量的伟大胜利。在23天的时间里，嫦娥五号完成了一次对接、六次分离，两种方式采样、五次样品转移，经历了11个重大阶段和关键步骤，环环相连、丝丝入扣。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新跨越，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批准立项以来，聚焦“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目标，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方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条龙”攻关攻坚，“一盘棋”协同推进，“一体化”迭代提升，实现了“六战六捷”“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探月工程汇聚全国数千家单位、数万名科技工作者，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工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是团结协作的结果，传承弘扬了中国航天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伟大探月精神。这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科技创新战线上的又一次体现，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科技创新实践相结合铸就的又一座丰碑，对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问题一
根据资料6，简要归纳浙江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的主要做法。（20分）
要求：
（1）全面、准确，有条理；
（2）字数不超过250字。
问题二
结合资料7、8、9，谈谈你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解。（30分）
要求：
（1）理解正确，观点鲜明；
（2）分析深刻，逻辑清晰；
（3）字数不超过500字。
问题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结合给定资料，以“梦想、创新、实干”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性文章。（50分）
要求：
（1）主旨明确，结构完整，思路清晰；
（2）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语言流畅；
（3）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字数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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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传统制造业是浙江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经济发展之基、富民之源，深刻地影响着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高增长阶段，还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浙江率先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转型升级阶段，传统制造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规模大、占比高、技术成熟的传统制造业不仅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是新兴产业的孵化基础。
当前，浙江传统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和阵痛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根据2016年度统计数据测算，全省10个重点传统制造业用47%的工业用地、73%的能耗、85%的排放、43%的用工，贡献了43%的工业增加值和40%的税收，投入产出效益总体偏低。在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研发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等关键指标上，总体低于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以纺织行业为例，浙江纺织行业规模上企业数量庞大，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仅有3家，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
材料二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是主要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经验。18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于英国，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制造业快速崛起，推动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19世纪末，德国、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电力、机械等领域形成领先优势，实现了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钢铁、电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撑下，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升级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一些曾经也在工业化上取得不俗成绩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放松对制造业发展的坚持，特别是忽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陷入了经济增长缓慢、收入提升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全球经济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蒙上阴云，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制造业承受着更大的挤压风险。2017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工作，并将其列入“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充分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不断提高传统制造业高新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2018年，《浙江省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2年)》出台，该计划围绕消费品、原材料、机械装备及零部件制造三大领域，在2017年确定的纺织、服装、皮革、化工、化纤、造纸、橡胶塑料、非金属制品、有色金属加工、农副食品加工等第一批10个重点行业基础上，增加汽车零部件、低压电气、金属制品、泵阀轴承、家具及竹木制品、家用电器、文体用品等第二批7个重点行业，基本实现主要传统制造业门类“全覆盖”。
经过2017年至2019年两年多的努力，浙江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累计淘汰落后产能企业5760家，整治提升“低散乱”企业(作坊)10.1万家；累计盘活存量建设用地44.32万亩，腾出用能空间506万吨标煤。有效利用盘活空间，加快先进制造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建成小微企业园726个，入驻小微企业3.73万家。截至2019年，全省上云企业达到32.5万家；建设121个“无人车间”、“无人工厂”，130个骨干数字企业，127个数字化重大项目，100个数字化园区。传统制造业领域建成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809家，建成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51个。全省拥有年产值超千亿元集群12个，超百亿元集群80多个，累计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1家，居全国前列。
两年多励精图治，浙江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不到5％回升到6％左右，增加值率从18.2％提高到20.8％，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8.1％，亩均增加值从80多万元提高到近100万元，传统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50％以上，有力支撑了工业经济在高基数上的高质量发展。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浙江实践表明，传统产业并不是落后产业，也不是夕阳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没有落后的产业。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从培养“一村一品、一地一业”起步，再到推进块状集聚、特色发展，传统制造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大发展大繁荣，影响力、竞争力不断提升。浙江块状经济发达，全省年销售收入2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130多个，为全省工业贡献了50%的产值、利润和就业。许多产业的产业链条基本完整，综合配套相对健全，大中小企业合作协同，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同时，浙江拥有大量的专业市场，义乌市场、柯桥轻纺市场、海宁皮革市场闻名遐迩，还拥有全球最大的网上市场，实体市场与网络市场共同发展，线上线下市场相互促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推动传统制造业设备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等方面，已经彰显出巨大的影响力，为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破解瓶颈制约指明了方向。正如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说的，任何传统产业只要加上知识和技术，都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制造业只要主动去拥抱科技革命，把科技革命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输入体内，就能持续保持强健体魄，从而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增长，变传统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
很多传统制造业都是为人类衣食住行提供产品的。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购买力越来越强，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增长，市场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从消费渠道看，“互联网+电商”快速发展，网上零售额占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大幅提高，浙江拥有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企业和信息经济优势，浙货“出海”、“上网”营销渠道更加宽广。但也要清醒认识到，现在的市场需求，已不是过去对模仿型、排浪式低端产品的需求，而是对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市场永远都在，关键是要适应消费升级新趋势，增强供给有效性。
浙商是浙江最珍贵的金字招牌，也是浙江发展最倚重的力量。这些年，面对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广大浙商不畏惧、不退缩，迎难而上、乘风破浪，向创新要动力、向转型要出路、向品质要效益，走出了一条条卓有成效的转型升级之路。
近年来，浙江坚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撬动方方面面领域的改革，不断激发产业发展的内在活力。深入实施“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改革，统筹推进事项梳理归集、数据共享、标准化建设、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努力变“企业跑”为“数据跑”、“政府跑”。同时，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深化企业减负担、降成本改革，2019年共为企业减负2280亿元，5年累计超过6000亿元。
材料四
在宁波，除了临港工业，还有慈溪家电、余姚塑料、宁海模具、象山针织、奉化气动元件、海曙纺织服装等门类齐全、层次多样且高度密集、区域特色鲜明的传统制造业集群，在模具、轴承、液气密、紧固件等细分领域形成比较优势。
服饰纺织业巨头S公司的染色车间遍布先进机器，鲜见操作工人，更看不到各色染料，一改过去人们对传统纺织印染企业“大染缸”的印象。S公司目前市值超过千亿元，凭借雄厚实力，完全可以在高回报的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为什么坚决不做？S公司董事长对此轻描淡写：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了。正是得益于这种“专注”，S公司在风浪中搏击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纵向一体化服装制造商，连续数年名列中国针织服装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第一位。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宁波制造业，当初多是由一些有胆有识的农民“洗脚上田”办起来的。办企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时势变迁也让许多企业家认识到，坚韧不拔不是一成不变，创新才是制造业的灵魂所在。
一根纱线进去，45分钟后，一件成衣就做好了。拿在手上细看，这件成衣没有一处接缝，真正的一体成型，把纱线变为成衣的“魔术师”就是宁波C公司。从最初的手摇横机到最新的一体成型电脑横机，C公司始终深耕针织装备的研制。伴随着一轮轮产品迭代，C公司也实现了自身研发与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前针织装备德国第一、日本第二，我们跟在后面跑。从跟跑到领跑，现在我们做到了行业第一。后面追兵紧追不舍，我们更要加快跑。”C公司董事长说。
材料五
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矛盾不存在了，但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其中很多是我们没有遇到、没有处理过的。如果守着我们对过去中国实际的认识不动，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就难以前进。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六
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对浙江制造业的一场突击考试。疫情给浙江制造业带来较大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倒逼制造业企业危中寻机，主动加大技改力度，提升智能化水平。
抗疫之初，正值春节，浙江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服产量基本为零。但仅用1个多月时间，浙江就扭转了医疗防护物资供应难的局面。这背后，一批冲在一线的浙江智能制造企业表现可圈可点。在金华，H机器人科技公司技术团队仅用15天时间，就帮助市内5家口罩企业将产能提升20倍，从日产3万只到60万只。2月份，浙江重点口罩机生产企业产能和产量分别是26台和6台，而到3月份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400台和350台。“扭转困局的背后，浙江智能制造功劳不小。而它们之所以能迅速‘转身’，不是凑巧，实则为浙江制造之变。”省经信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
疫情来袭，用工需求量大的温州工业企业率先意识到，以往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式，很难经得起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小企业各有各的发展路径，然而疫情倒逼，让不少制造企业不约而同走上了“技改”这条路。程某是一家摩托车配件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更早嗅到了“复工危机”——满满的订单和一时无法返岗的员工，这意味着想快速复工必须另寻良方。于是，他紧急联系了温州市智能制造研究院工程师凌某，启动了企业技改项目。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自研究院复工以来，不断有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体检”，“忙得忘了吃饭”已成为凌某的工作常态；而在去年这段时间，他才收到零星几家制造企业的技改评估预约。
材料七
2020年3月，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引领，锚定目标、突出关键，开辟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新路径，力争今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显著特征，到2025年建成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强省，到2035年基本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6月，浙江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决议》，提出要从10个方面努力建设好“重要窗口”。“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顺势成为10个方面“重要窗口”之一的“努力建设展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的重要内容。
之前的2003年，也是浙江制造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当年6月，随着“非典”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进入新阶段，浙江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全省工业大会，明确提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举行，首次全面系统概括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即“八八战略”。其中一项正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造业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内外市场开放发展、产业链联动发展、产业融合发展态势越来越明显，制造内容、制造形态、制造方式面临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特别是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之中。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都摆在那里，躲是躲不过去的，关键是怎么去看？怎么去应对？怎么去抢抓机遇、化危为机？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一路坦途的。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中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与希望并存，战胜挑战就是新机遇，克服困难就能再上新台阶，这就是辩证法。
问题一
结合资料1、2、3，谈谈浙江传统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并分析浙江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优势。（40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字数不超过400字。
问题二
根据你对资料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以“变”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性文章。（60分）
要求：
1.紧密结合给定资料；
2.主旨明确，结构完整，思路清晰；
3.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语言流畅；
4.字数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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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6万名，同比增长1.46%。在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上，女党员2559.9万名，少数民族党员680.3万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661.5万名。在党员的入党时间上，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17.4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入党的1550.9万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入党的6127.7万名，党的十八大以来入党的1495.6万名。在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644.5万名，农牧渔民2556.1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1440.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1010.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67.8万名，学生196.0万名，其他职业人员710.4万名，离退休人员1866.1万名。
2019年共发展党员234.4万名，比上年增长14.06%。其中，发展女党员99.4万名，占42.4%；发展少数民族党员23.6万名，占10.1%；发展35岁及以下党员188.3万名，占80.3%；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06.8万名，占45.6%。发展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14.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1.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25.3万名，农牧渔民42.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3.4万名，学生84.4万名，其他职业人员22.9万名。
若阴影部分代表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人数，那么下列哪幅图最能反映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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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 B.B
- C.C
-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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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50元
- B.900元
- C.950元
- D.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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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50元
- B.900元
- C.950元
- D.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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