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一
(改编材料)A省××市是全国创建文明城市试点城市之一。该市凤山路位于市中心闹市区，毗邻著名的凤尾湖风景区和现代商业文化步行街，是久负盛名、极富人气和特色的小吃一条街。最近两年，随着无证摊贩的不断涌入，凤山路存在的“脏乱差”问题益发凸显。
《江东晚报》记者2009年2月采访笔记：
深夜12点，近百米的凤山路依然热闹非凡。摊主们的高声吆喝、食客们的肆意谈笑，充斥着整条街。等到摊收客散，已近凌晨4点。
居民王×家，临街的窗户被牢牢封死，窗户的外面，蒙上一层厚厚的油污。呛人的油烟味弥漫在四周。王×说，垃圾、废水、泔脚油在这里全都是随处倾倒的，即便是晴天，居民也不得不穿着雨靴进出。
小吃街内现从事烧烤经营的相对固定摊点约有5处，流动摊点有10多处。烧烤炉需预燃木炭，常常火星四溅，而液化气钢瓶就近在咫尺。该路周边大多为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式砖木建筑，满眼尽是犹如蛛网的乱拉乱接的电线。
记者发现，从事食品经营的摊点均没有卫生许可证和健康合格证。不少摊点的食品都露天晾晒、解冻，碗筷清洗也是一桶水重复使用。
每日高峰时段，凤山路人流量超过上千人次/小时，摊贩数也达到了数十个，已蔓延到附近的道路边缘。“三年前这里还能骑骑自行车，不久之后骑不了只能推，到现在连人都要侧身才能前进。”一位老大爷向记者诉苦。
保安陈××告诉记者，无证摊贩间经常为半米的地盘大打出手。记者从凤山路派出所了解到，外来设摊人员60%以上主要借居在附近小区内，摊贩间的帮派争斗时有发生。在凤山街道的信访记录上，沿线50位居民的联名信痛陈凤山路对他们日常生活造成的严重干扰。2006年以来，区信访办、城管大队信访窗口累计接到有关凤山路乱设摊位等问题引起的市民来电、来信、来访共计212起。在辖区派出所的110接警记录上，每天平均有四五起与凤山路有关。
东天网2009年5月8日消息：在年初召开的市“两会”上，人大代表赵××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尽快整治凤山路”的议案，并获得通过。今天起，我市著名的凤山路小吃街展开为期十天的集中整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整治第一天的凤山路显得格外平静。凤山路整治后会变得怎么样、能否保持原有的特色，将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资料二
(中国经济网)在全国各地，沿街叫卖的小商贩和城管这对“天生冤家”已经“斗智斗勇”了几十年，从“猫捉老鼠”到暴力对抗，一幕幕市井短剧，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眼光中不断上演。上海一份《城市设摊导则》提出的“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的地方政策，被认为是彻底化解这对“冤家”矛盾的举措。此后，重庆、南京、郑州、石家庄、乌鲁木齐等城市纷纷效仿解禁马路摊点;一些人大代表也在“两会”上提出议案，建议地方政府给守法小贩合理解禁，以保障公民基本谋生权利。一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缘群体生计的变革，正在来临。下面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采访节录：
(一)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小商贩和外来人员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也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的理念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这体现在单纯地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这种形式主义的管理方式，没有考虑到老百姓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也没有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杨雄指出，事实上，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最现代化的城市，也没有清除城市街头的摊贩和流浪者。一座城市中存在小商贩可以使它更有韵味，在一些国家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形式，凡是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们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发达的。
上海市民谭老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前，走街串巷的街头叫卖者是上海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只能在文学影视作品中看见叫卖‘赤豆莲心粥’、‘磨剪刀’等代表性的场景了。可以说上海离开小商小贩就失去了许多韵味。”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小摊贩的缺失也带来了许多不便。对此，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新城的王大妈深有感触：“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规范，可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了。”
为什么在城市管理的问题上现在的矛盾这么突出、这么尖锐?我认为在城市治理的问题上需要理清一下思路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周汉华认为，在进一步完善综合执法体制的同时，更多的应该是疏通。应通过划出专门区域，设置市场，为社会弱势阶层、低收入阶层提供生存的空间。
(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一些地方，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您认为，现有的矛盾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有没有什么技术性手段可以有效规避或者缓解这种矛盾?
李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城市流动商贩与城市治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反映出了人们对我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认识偏差。我国的城市化是压缩型城市化，既肩负着传统的城市化的任务，同时又要在全球化浪潮下，完成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使命。这使得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全球型城市在城市空间区域上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承担全球化功能的中心区的出现，像北京的CBD、金融街、中关村和奥运村;另一方面是传统城市区域中的生活区域，像北京的平房四合院区域。空间区域出现分化，对空间区域的治理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划分，于是产生了矛盾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对城市不同功能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理，满足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而不是千篇一律地追求城市的华美、可爱、流光溢彩。比如，对生活区域以满足市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可以适当地允许小贩摆摊;但是对于工作区域，则要实行严格管理，保持城市整洁的风貌。
杨雄(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我认为，矛盾主要是由传统城市管理的理念滞后造成的。传统的管理理念是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强调城市环境整齐划一。而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改变以往那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观念，要实施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比如在一些涉及民生的、老百姓需要的区域内，让小商小贩存在。
记者：最近，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放松对沿街流动商贩的控制，商贩可以沿街设点摆摊。您认为这些城市的举措是否是一个进步?
杨雄：我认为，上海、重庆等城市出台新政策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体现了政府对于城市管理理念的转变，是人性化的措施，也是和谐社会的体现。特别是《上海城市设摊导则》的出炉，正是借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小商小贩的管理上实施的分区域、分场所和分时间管理的经验，这将使小商贩成为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准备开禁马路摊点是个好事情，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否进步还要看实际操作的结果再作评论。因为，目前中国解禁马路摊点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解禁马路摊点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开禁可能有过多的小贩涌入城区，政府管理起来有很大的难度;而且解禁必然导致小贩们对公共空间的争夺，很可能对公共空间产生破坏性作用;再者，马路摊点的管理责任不好界定。小贩们有利益驱动，虽然不可能把更多的道路给他们，但小贩在做生意的时候，很可能会超越政府划定的区域。如果没有法规进行管理，解禁后可能很快陷入混乱状态，然后不得不再次明令禁止。解禁马路摊点不能凭一时的冲动，仅有良好的动机也不行，必须得出台一个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细的管理法规，才能保证马路摊点平衡地运行。
记者：如何处理小商贩带来的便利与城市环境问题间的矛盾，在如今的大城市一直是个难题。您认为流动小商贩能否成为和谐城市的组成部分，其生存权是否应得到保障?我们还应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李国庆：流动小商贩能够成为和谐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的进程之中，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中。以北京为例，据对农民工的统计，北京市有流动人口350万，66%是农民工，其中半数以上从事服务行业，流动商贩是许多人的谋生手段。与此同时，在城市中还存在着低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小商贩的存在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双方都受益，实现了双赢。目前的问题是，政府要正确引导，通过有效的城市管理，尽量满足市民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为小商贩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具体来说就是：一方面要放宽对小商贩的限制，划定经营区域，建设符合标准的商业设施;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力度，保证市民的消费环境安全。
杨雄：一定要保障小摊贩的生存权。小摊贩在规定的范围内被允许摆摊，只是解决了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许多小摊贩是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他们的医疗、养老问题都需解决，还有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要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这些问题都要解决。这是仅靠出台一两个《城市设摊导则》无法解决的。所以，要实现和谐城市的目标，我们的政府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资料三
(1)(解放日报网)城管队的大门，曾是无证摆摊者最不敢来的地方。昨晚8点左右，20多名无证摆摊者被邀请到了虹口区城管队的会议室。参加会议的还有工商、药监、公安、环保、市容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会，大家都把想法拿出来交流一下，一来是宣传政策，二来也想听听你们的心声。”夜排档整治机动队队长王文达的开场白简单明了。才到上海三个星期的曹磊马上站起来说：“我家的几亩田都被淹了，我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一无技术二无文凭，就是做点小生意，搞不懂为什么要被你们抓来抓去的。”40多岁的林小风也站起来说：“我们从事的是饮食行业，民以食为天，有需求就有市场。我们知道摆排档会影响市容，但是污染和噪音也不是很大啊。”
“说是便民排档，满足群众需要，你们考虑过卫生保证吗?在座的谁有健康合格证?”听罢摊贩诉苦，工商执法队队长李建纲忍不住开口，“你们说的概括起来就是合情合理，但不要忘记更要合法。谋生之道不能与城市发展格格不入。”虹口公安分局提篮桥派出所副所长史徐民针对无证摊贩阻碍执法，雇“线人”通风报信，甚至殴打城管队员的行为展开法制教育。
城管队大队长陈乐喜的发言则掏了心窝子：“看到你们东躲西藏，我心里不是滋味。上海是个法制社会，近年来排档越来越少，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会全部消失?”他把目光转向曹磊：“小伙子我劝你，装潢、厨师、洗碗工，干什么不好?无证摆摊这一行长不了。”也许没想到陈大队长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曹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小摊主张大卫告诉记者，一开始城管队请他上门“做客”，还有点不敢去，这会不会是“请君人瓮”?城管队员找他谈了多次，考虑了近一周，他才约好同乡一起来。“我今天觉得挺感动的，从来没有这样和领导坐在一起交流，给我们说话的机会。做排档生意只能是过渡的，今后打算另谋出路。”张大卫说，今天各部门介绍的外来劳动力市场用工信息让他收获不小，对违法设摊给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带来的不良影响也有了新的认识。
(2)(解放日报)8个小摊贩，投票选出小组长，有人监督卫生，有人维护秩序，分工有序，秩序井然，“大盖帽”顿时闲了下来。镇江市中山桥西北侧的义士路上，马路摊点的“民主自治”试点进行得有声有色。
试点一个月，效果竟然出奇的好。小贩自治组组长黄××说，作为小组长，她的主要任务是内部协调，上传下达。现在大家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赶过来抢位子，也不会跟城管队员发生摩擦。上家泼了脏水扔了垃圾，下家就会提醒清扫，下家有了生意忙不过来，上家就在旁边搭把手。
镇江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华炯把“民主自治”的好处归纳为“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最主要的一点，城管队员的工作模式和内涵发生了变化——实行自治之后，城管队员的功能从原来的执法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协调为主，有什么问题，聚在一起开个会，提个醒就行了。现在城管队员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华炯说，城管队员行政执法，如同行走在风口浪尖。不管理是失职，管了吧，和摊主的矛盾就会很尖锐。现在矛盾解决了，大盖帽也可以“隐身”了。市城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民主自治”这一做法将在该市800多户占道经营者中逐步推开。
社会学者周大卫认为，当尊重民生成为政府和民间的共识时，全国各地曾经固守己见的城市管理者们会慢慢变得宽容，他们试图以更理性务实的方式去创造城市的和谐，转“堵”为“疏”、“有限开禁”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仿效者。但是他同时指出，开禁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只有对马路摊点进行有序管理，他们在方便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同时，才不至于扰乱老百姓的生活。
(3)(东北新闻网)2008年3月19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政府举行了“城管工作进万家”暨“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启动仪式。这标志着城管工作“进社区、进企业、进商户、进工地、进校园、进乡镇”的活动在南宁全面展开。同时，3月19日被确定为南宁市“城市管理公众参与日”，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资料四
(快报)城管来了，小贩逃走;城管与小贩聊天，又被指“不作为”被开除。在全国各城市“设摊”与“禁摊”的激烈讨论声中，全国第一部将“摊点合法化”内容写进条文的法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修正案)》于2009年5月20日获得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南京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以法规形式将这一理念确立的城市。“可以摆摊设点的地段和经营时间，由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不影响市容和交通以及方便群众生活的原则确定，报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虽然这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它却有可能终结城管与摊贩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和矛盾。第二天，南京市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刘国强的电话就被打爆了，全是要求采访的媒体和想申请摊位的市民，原因就是：修改后的《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明确写入了“摊点合法化”的内容。
在“百度”搜索里，输入“城管暴力执法”，有52.5万条信息;而输入“暴力抗法”，也有46.2万条记录。“发生这么多的冲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也感觉群众对摊点有很大的需求，根本是堵不胜堵，而化解矛盾也必然是从源头做起。”南京市市容局市容处副处长马良琪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每当经济不好，社区里居民缺乏收入来源的时候，早餐摊就会大量增加。一个摊子，有时候能帮一家人渡过难关。而本次摊点“合法化”，预计全市的摊位可以增加60%，可以为符合条件的困难户提供一条生存之道。
资料五
(新快报)2009年2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做客广州发表演讲。以下是记者报道这一新闻事件的摘要：
就这几年的热点，何兵指出解放小摊贩意义重大，不仅可以解决就业，也可以消除制度的内在紧张。城管与摊贩在现实生活中是互为博弈的主客关系。何兵强调，对摊贩的非法化实际上是有历史根源的。他引述了一篇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的报道。那时，湖北黄冈一农民因贩卖鱼秧，被说服教育后割断了“资本主义尾巴”。城管与摊贩的追逐，他们的“都市游击战”从那时就开始了。根据对新闻事件的解读，何兵认为，这种“都市游击战”有两种可怕的后果。一是城管黑帮化;二是摊贩黑社会化。无论是“软暴力”还是“硬暴力”，都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不仅公众对城管认同度低，据调查，逾八成的城管人员自己竟然也缺乏职业认同。前段时间一个10岁小学生，为父亲是城管而感到自卑，这让人们记忆犹新。何兵强调，解放摊贩实际上也是在解放城管。
小摊贩是弱势群体。他们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这本身就值得鼓励。何兵指出，摊贩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重视“摊贩经济”。他认为，摊贩经济不仅增加GDP，还有许多的优点：1.满足低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廉价的摊贩市场是他们消费品的理想来源;2.;3.。何兵指出，按大陆人口推算，全国大约有3000万摊贩，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合法化了摊贩后，城管干什么?何兵认为，合法化摊贩后城管并不需要消失，但要转变职能，从“执法”变为服务。他不赞成废除城管队伍，但城管应当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转变工作思想并转变职能。否则，他们干得越好，人民群众越不满意。他表示，摊贩治理，并非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克服的“中国难题”，世界各地都曾经历过失业人群“摊贩化”。在治理小摊贩上，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资料六
(国际先驱导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花八门的小摊贩已经成为街头一景。白宫旁、要道边，都可见排成一排的厢式车，支开一边车厢，挑起遮阳板，就成一个小卖铺，有卖箱包、文化衫的，也有卖咖啡和面包的。作为华盛顿街景的点缀，小摊贩已成为游客的一种记忆。如何管理小商贩，对市政府来说，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实名申请手续简便;摊位数量地点有规定;对待小摊贩政策有优惠，执法严谨态度温和;媒体理解非法摊贩;做摊贩也要有底线：不能妨碍交通，不能影响别人。白宫附近也有摆摊卖衣服的，一
在韩国，小摊点被称为“道路文化”。很多摊主将小卡车改造成“包装马车”，出售各种寿司、日用品、服装等。首尔的主要街道上，越是繁华的地段，你越能看到众多的摊点。这些摊贩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摊店业主联合会”，协会在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沟通、维护摊贩的合法权益和实行摊贩自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国政府对摆摊的地点、营业时间、经营范围也有严格的限制。首尔市政方面在相关的街道地段设立临时性棚屋，引导摊贩合法化经营，其中食品摊要有健康证明。除了合法的固定摊点之外，首尔还有非法的流动摊贩，而且为数不少，但很少看见被警察清理。人性化管理也有前提，摊贩赚钱不能不顾起码的社会秩序。
在法国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巴黎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要是摊贩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针对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却不没收财物。
资料七
综合信息：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06年6月，温家宝总理到河南洛阳农村考察，听了农妇反映“不能进城卖桃是最大的苦恼”时，当即指示：“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
◆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工作会议透露，2009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总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包括600余万高校毕业生。人保部部长尹蔚民表示，我国将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财经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农民工的就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2009年2月2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国约2000万失业农民工返乡，今年共有2500万农民就业面临很大压力，国家将采取五项措施着力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这一突出问题。“当前保就业、保民生就是保农村稳定。”
◆(千龙网2009年6月1日)这两天不少常州市民在打开常州市城市管理局网站时，惊讶地发现整个网站被恶搞得面目全非，网页上满是侮辱城管的言语和照片，想查找的信息都没有了。直到5月31日中午9点多钟，网站才恢复正常。据了解，网站被黑后内容基本上没有被恶意删除，只是增加了一些恶作剧的内容。目前，常州警方已介入调查。
◆(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9日)对于乱摆卖、乱丢垃圾、乞讨、随地吐痰等属于城管执法范畴的违法行为，可否由警察来执行?在昨天召开的深圳市政协四届四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杨立勋提出了《关于组建深圳市城管警察的建议》的提案。据了解，深圳市城管局也正有此意，将起草相关报告供市政府决策。
◆(新京报 2009年4月23日)被称作“城管独门秘籍”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及其部分“雷人”内容，一经曝光即引发网友骂声一片。22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回应，此书因“个别用词和提法欠妥”，从未在城管一线执法队员中进行过统一培训。而公共安全危机干预专家、该书的执笔人高锋教授却坚持认为，网民对教材有误读，“教材中心的一点就是要平安执法，执法不出事，拒绝粗暴执法。”他评价道，培训教材对于近几年城管执法状况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资料显示，北京市有30万无证摊贩，城管系统只有5000名工作人员，按人口比例配比，每1万名市民配备的城管队员不足3人。“一个城管要面对60个无证摊贩，不想用暴力也难。”海淀区城管大队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诉苦道。
◆(互联网)今年1月，天涯社区上的一则《失业逼着我创业，首月收入13000》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文中罗列了卖煎饼的成本及收支情况，计算出“每天流水账达千元，一个月能赚1.3万元，一年能赚10万块”。发帖者鼓励同样失业的农民工换个思路：“失业不可怕，创业也不难，只要能吃苦就好了。”今年40岁的老杨16年前从安徽老家来上海打工，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找活儿干，去年9月丢了饭碗。面对返乡的同伴，他却留在上海继续打拼。“卖煎饼我看行。就算金融风暴来了，人们消费少了，但饭还是要吃的。”开张后，红火的生意让老杨喜出望外。头20天的营业额有1.5万元，老杨笑言，虽然离原计划有差距，“但1.3万元的目标不会放弃”。
◆2009年4月25日，互联网中华硕博网核心提示：“如果我能回到从前，而且必须决定怎样谋生，那我不会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学者或老师，我宁愿做个水电工或摆地摊的。——爱因斯坦”
◆日本八佰伴创始人阿信女士，最早就是从地摊起家的。正是地摊生涯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待人处事能力，让她得以成为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的女性创业楷模。
对◆国际上著名的设计师沙里宁说：“城市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读出市民们的文化气质和抱负。”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观点：只有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城市，是难以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根据资料一，假定你是人大代表赵××，在提交的议案中需陈述整治凤山路的理由。请用简洁的短语(如：①××问题)，概括出无证摊贩导致凤山路“脏乱差”具体表现的6个方面问题。(可以不分先后，也不必展开陈述.)
正确答案及解析
正确答案
解析
1.噪音污染现象严重。经营活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2.卫生环境差。油烟、垃圾、泔水等随处倾倒，破环道路环境。3.安全隐患多。明火作业与液化罐比邻，私拉乱接电线。4.生产条件恶劣。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也没有卫生许可证，食物存放不规范，没有必要的清洗、消毒设施。5.占道经营现象严重。经营者占道经营，影响过往行人和车辆的通行。6.社会治安秩序乱。摊贩经常会为了争夺摊位发生冲突，甚至引发帮派争斗。
包含此试题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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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202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材料二
2020年9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必须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认真思考和回答10大新课题，其中一项是：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后，如何依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高素质人才激发强大内生动力。在《浙江日报》的访谈中，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与见解。
从全省来看，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应从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完善实验室体系建设、提升高校科研水平等方面集中发力。2019年，浙江省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近50亿元；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联合基金，总投入达10.5亿元；重点围绕数字经济和生命健康等相关领域发展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解决区域发展重要科学问题。未来，浙江省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技术创新中心和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争取在2025年建成50家技术创新中心、100家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组建技术创新联盟，推动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政策引才、平台聚才、服务留才是浙江打造人才蓄水池的3个主要方面。当前，浙江正着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通过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研究院以及院校等，提升蓄水池的虹吸效应。
材料三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之根，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决定大国崛起的基石。近代以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先后崛起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无不是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的。在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经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国”，但由于缺乏科技创新的支撑，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但后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减弱，一战后逐步沦为二流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关键因素正是其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
审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科技创新因素，归根到底是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激励创新的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教育制度、反垄断制度、投融资制度等，以及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宪法和专利法的保障就不会出现爱迪生这样伟大的发明家；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像福特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动力了。因此，推进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建立有利于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
材料四
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只是建设了一个开放活跃的市场，或者说不只是把先进科技和管理办法引入这个市场，而是同时建设了一个有利于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科技不断进步并有效投放于市场的可持续的法治保障体系。4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特别是有利于科技和市场发展的法治保障建设得到同步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值得深思。表面上看，蒸汽机等近代工业科技发明的应用，改变了英国的小作坊，带来了规模化的近代工厂。但是仔细想，让蒸汽机这些工业科技成果在英国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只是发明本身吗？显然不是这样。中国古代也有四大发明，但怎么就没有触发工业革命呢？因为英国当时及时建立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律制度即专利权制度，以及有利于工业科技发挥最佳作用的工商业组织法律制度即公司制度。这些近代法律制度的促进和保障，使得科技进步与市场应用有效结合进而使得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和发展，近现代文明演进才有质的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决策者审视历史、放眼世界，不仅深刻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搞活市场才能搞活经济的道理，而且也深切体悟到科技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障。所以，在万法待兴之际，中国首先进行了外资法和知识产权法两大重点法律保障建设。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86年民法通则、1990年著作权法、1993年科技进步法等，都是保障科技支持市场发展的及时雨和催化剂。除了这些重点的、直接的法律保障之外，科技发展和应用还需要更加完整的法治体系的全面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40多年来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及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都得益于相关法律的同步发展。当然，科技本身是有代际的，法律本身也应该是有代际的，二者只有不断同向迭进，才能正向互动。否则，法律不仅不能成为保障，反而可能成为障碍。
材料五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浙江民营企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助力浙江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浙江涌现出数量众多的隐形冠军企业。它们规模不大，却在某些细分领域成为绝对的领先者，甚至占领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像纽带一样，成为稳定全产业链优势的中流砥柱。
嘉善XSK电机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微型自动聚焦音圈马达和压电马达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最大的微型自动对焦马达生产基地。2020年公司抓住全球部分制造业产业链重塑的机遇，加速关键零部件国产化进程，成功研发并迅速量产6400万超高像素摄像头对焦马达、1.08亿像素光学防抖自动对焦马达等，逐步进入中高端手机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感慨地说：“消费电子是一个更新迭代速度飞快的行业，企业必须牢牢掌握创新话语权，才能不被下游企业牵着鼻子走。”
浙江的ZT集团从一家作坊式小厂起步，发展到今天服务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集团，依靠创新获得可持续竞争力，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式的发展道路。“基于物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帮助ZT集团实现了低压电器产品生产全制程自动化，推动低压电器制造进入智能化时代，被评为“2019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ZT集团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的两个数字化车间，不仅实现了设计、生产、销售全价值链数字化，而且能有效缩短研发周期、提升生产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所涉及的系统软件、硬件设备，包括改进产品设计、每道工序实现“机器代人”以及企业统一数据平台和车间级工业通讯网络等，全部由ZT集团自主研发。集团董事长自豪地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潜力。”
材料六
“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2006年3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自主创新大会上指出：“加快创新平台建设，使之成为服务中小企业、提升块状经济和特色产业的重要支撑。”当前，浙江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正是创新平台建设迭代升级的新形态，体现了浙江与时俱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使命担当。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是在整合提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基础上，由政府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及专业机构等共同参与，面向特定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集聚科技、人才、金融、数据等资源要素的新型创新载体。自2017年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以来，全省已创建培育超过200家省、市、县三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成效也已逐步显现：创新服务机构不断聚集，大量共性技术难题得到破解，实验室创新成果迅速找到“婆家”……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科技、发改、经信、财政等部门协同推进，有效整合孤立、分散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资源，形成了服务产业发展的“大合唱”。省里制订出台了《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年）》《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导则》和《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竞争性分配方案（试行）》，给予综合体最高每年5000万元、连续3年财政资金支持。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加强组织领导、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和政策整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与此同时，综合体营运主体大多注册了实体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凭“真本事”立足。对创新服务机构，多数综合体实行“亩均论英雄”和服务排名为主的考核制度，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激发了成长活力。
根据省里提出的2022年实现“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全覆盖”的目标，各地政府着眼于补齐产业链、做强产业链、优化产业链，按照“产业培育的重点在哪里，综合体建设就跟进到哪里”的思路，努力把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成地方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裂变发展的“反应堆”。浙江诸暨的珍珠产业闻名遐迩。针对珍珠企业在养殖生态化、定制个性化、销售网络化等方面的短板，政府以珍珠创新服务综合体为载体，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抓好珍珠研究院和珠宝创意设计、网红直播基地等建设，接连攻克珍珠养殖水体生态循环治理、珍珠粉3D打印等共性难题，引进国内外知名珠宝设计师和百余名高流量网红，大大增强了诸暨珍珠在国内国际的潮流引领力、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当前，创新发展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的竞争发展到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的竞争。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集聚整合产业创新要素，促进政府、企业、高校院所、金融和中介机构紧密合作，形成联合开发、优势互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温州乐清聚焦千亿级电气产业，以强化电气产业服务创新为突破口，以整合智能装备各类科创平台为抓手，举全市之力构建电气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为培育世界级先进电气产业集群提供强力支撑。杭州钱塘新区在杭州医药港核心区块启动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聚焦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生命医学工程、医疗大数据等核心领域，推进人才链、创新链、生态链、服务链、金融链、产业链“六链”融合，打造“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
在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的过程中，各地政府树立利民为本、法治为基、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理念，运用数字赋能、改革破题、创新制胜的手段，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及时性、精准性、专业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一方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提升招商、科技、经济、人才等政府部门的协同服务能力，构建从源头到末端、从共性到个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综合体提供集成化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在综合体内设立企业一站式服务窗口，提供贯穿产业发展全链条、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化公共服务，同时方便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对接联系，第一时间满足企业在专利申报、产品推介、质量检测、消费维权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材料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这些重大决策充分显示了新型举国体制在我国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科技强国进程中的重要性。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国家利用各种行政和政策手段，举全国、全社会之力去达成某一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其实践在古今中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发达国家在国防安全领域、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战略高技术领域，从未中断过举国体制的做法。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等，都是通过举国体制的推动取得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科研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我国的科研系统按照“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原则，由政府全盘负责科技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并直接组建和管理科研机构，其人力、经费、物资等完全由政府按计划统一调配。在国际封锁、国内科技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这一体制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进行动员和集中。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才能够在“一五”计划期间展开以“156 项工程”为核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才能够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铸就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高铁项目、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等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我国再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应急科研攻关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疫情发生后，科技部门迅速组织由多个领域顶级专家组成的科研攻关组，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短时间内就取得积极进展，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放眼未来，不论是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还是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都更加需要我们不断用好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这个独特优势。
材料八
作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浙江在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新征程中，自觉强化国家使命导向，从国家急切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凝练科技问题，布局战略力量，配置创新资源。为此，浙江提出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域创新体系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创新体制，着力推动“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全力打造全球创新策源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省实验室”这一新名词应运而生。
“浙江省实验室”的提出和建设，鲜明地展现出浙江以超常规力度建设世界级科创高地的决心和魄力。首批4家省实验室的建设目标十分明确：之江实验室和湖畔实验室聚焦“互联网+”领域，良渚实验室和西湖实验室聚焦生命健康领域。每家省实验室平均5年100亿元左右的总投资，换来的将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建设省实验室，是浙江构建全域创新体系、提升创新效能的重要一环，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一次生动实践。”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新型举国体制催生新型研发机构，从这4家省实验室的牵头建设单位来看，之江实验室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共同举办，是混合所有制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良渚实验室由公办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浙江大学举办；西湖实验室由西湖大学这样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牵头建设；湖畔实验室的举办单位阿里巴巴集团则是一家民营企业。
为更好地利用体制优势攻关核心技术，之江实验室创造性地提出了“高原造峰”工作机制，采取“大兵团作战”，突破学科界限、按需组织顶尖科研力量协同攻关。实验室的“先进工业互联网安全平台”项目，由两位院士牵头，联合了国内10家优势科研单位的力量，较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内生安全文件存储系统、内生安全云管平台等多款核心装备。
支撑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是省实验室的使命之一，为此需要探索高效的成果转化模式。西湖大学自主研发的新型红细胞治疗技术日前完成近亿元融资，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相比制药行业新药研发动辄10年的转化周期，这一成果用很短的时间就迈出了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第一步。这得益于灵活的成果转化机制。从专利申请、法律咨询到投资人谈判，专业的成果转化团队全程参与，不但大大加快了项目落地的速度，还能让科学家更加专注于科研。浙江省实验室未来的许多创新成果也都将受益于这种“深度孵化”模式，从而加快产业化进程。
材料九
2020年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略规划圆满收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这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嫦娥五号任务不仅是一项重大科技成就，更是体制优势和精神力量的伟大胜利。在23天的时间里，嫦娥五号完成了一次对接、六次分离，两种方式采样、五次样品转移，经历了11个重大阶段和关键步骤，环环相连、丝丝入扣。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新跨越，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批准立项以来，聚焦“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目标，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方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条龙”攻关攻坚，“一盘棋”协同推进，“一体化”迭代提升，实现了“六战六捷”“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探月工程汇聚全国数千家单位、数万名科技工作者，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工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是团结协作的结果，传承弘扬了中国航天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伟大探月精神。这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科技创新战线上的又一次体现，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科技创新实践相结合铸就的又一座丰碑，对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问题一
根据资料6，简要归纳浙江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的主要做法。（20分）
要求：
（1）全面、准确，有条理；
（2）字数不超过250字。
问题二
结合资料7、8、9，谈谈你对新型举国体制的理解。（30分）
要求：
（1）理解正确，观点鲜明；
（2）分析深刻，逻辑清晰；
（3）字数不超过500字。
问题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结合给定资料，以“梦想、创新、实干”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性文章。（50分）
要求：
（1）主旨明确，结构完整，思路清晰；
（2）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语言流畅；
（3）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字数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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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传统制造业是浙江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经济发展之基、富民之源，深刻地影响着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高增长阶段，还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浙江率先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转型升级阶段，传统制造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规模大、占比高、技术成熟的传统制造业不仅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是新兴产业的孵化基础。
当前，浙江传统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和阵痛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根据2016年度统计数据测算，全省10个重点传统制造业用47%的工业用地、73%的能耗、85%的排放、43%的用工，贡献了43%的工业增加值和40%的税收，投入产出效益总体偏低。在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研发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等关键指标上，总体低于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以纺织行业为例，浙江纺织行业规模上企业数量庞大，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仅有3家，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
材料二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是主要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经验。18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于英国，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制造业快速崛起，推动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19世纪末，德国、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电力、机械等领域形成领先优势，实现了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钢铁、电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撑下，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升级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一些曾经也在工业化上取得不俗成绩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放松对制造业发展的坚持，特别是忽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陷入了经济增长缓慢、收入提升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全球经济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蒙上阴云，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制造业承受着更大的挤压风险。2017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工作，并将其列入“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充分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不断提高传统制造业高新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2018年，《浙江省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2年)》出台，该计划围绕消费品、原材料、机械装备及零部件制造三大领域，在2017年确定的纺织、服装、皮革、化工、化纤、造纸、橡胶塑料、非金属制品、有色金属加工、农副食品加工等第一批10个重点行业基础上，增加汽车零部件、低压电气、金属制品、泵阀轴承、家具及竹木制品、家用电器、文体用品等第二批7个重点行业，基本实现主要传统制造业门类“全覆盖”。
经过2017年至2019年两年多的努力，浙江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累计淘汰落后产能企业5760家，整治提升“低散乱”企业(作坊)10.1万家；累计盘活存量建设用地44.32万亩，腾出用能空间506万吨标煤。有效利用盘活空间，加快先进制造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建成小微企业园726个，入驻小微企业3.73万家。截至2019年，全省上云企业达到32.5万家；建设121个“无人车间”、“无人工厂”，130个骨干数字企业，127个数字化重大项目，100个数字化园区。传统制造业领域建成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809家，建成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51个。全省拥有年产值超千亿元集群12个，超百亿元集群80多个，累计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1家，居全国前列。
两年多励精图治，浙江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不到5％回升到6％左右，增加值率从18.2％提高到20.8％，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8.1％，亩均增加值从80多万元提高到近100万元，传统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50％以上，有力支撑了工业经济在高基数上的高质量发展。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浙江实践表明，传统产业并不是落后产业，也不是夕阳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没有落后的产业。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从培养“一村一品、一地一业”起步，再到推进块状集聚、特色发展，传统制造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大发展大繁荣，影响力、竞争力不断提升。浙江块状经济发达，全省年销售收入2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130多个，为全省工业贡献了50%的产值、利润和就业。许多产业的产业链条基本完整，综合配套相对健全，大中小企业合作协同，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同时，浙江拥有大量的专业市场，义乌市场、柯桥轻纺市场、海宁皮革市场闻名遐迩，还拥有全球最大的网上市场，实体市场与网络市场共同发展，线上线下市场相互促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推动传统制造业设备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等方面，已经彰显出巨大的影响力，为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破解瓶颈制约指明了方向。正如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说的，任何传统产业只要加上知识和技术，都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制造业只要主动去拥抱科技革命，把科技革命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输入体内，就能持续保持强健体魄，从而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增长，变传统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
很多传统制造业都是为人类衣食住行提供产品的。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购买力越来越强，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增长，市场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从消费渠道看，“互联网+电商”快速发展，网上零售额占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大幅提高，浙江拥有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企业和信息经济优势，浙货“出海”、“上网”营销渠道更加宽广。但也要清醒认识到，现在的市场需求，已不是过去对模仿型、排浪式低端产品的需求，而是对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市场永远都在，关键是要适应消费升级新趋势，增强供给有效性。
浙商是浙江最珍贵的金字招牌，也是浙江发展最倚重的力量。这些年，面对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广大浙商不畏惧、不退缩，迎难而上、乘风破浪，向创新要动力、向转型要出路、向品质要效益，走出了一条条卓有成效的转型升级之路。
近年来，浙江坚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撬动方方面面领域的改革，不断激发产业发展的内在活力。深入实施“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改革，统筹推进事项梳理归集、数据共享、标准化建设、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努力变“企业跑”为“数据跑”、“政府跑”。同时，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深化企业减负担、降成本改革，2019年共为企业减负2280亿元，5年累计超过6000亿元。
材料四
在宁波，除了临港工业，还有慈溪家电、余姚塑料、宁海模具、象山针织、奉化气动元件、海曙纺织服装等门类齐全、层次多样且高度密集、区域特色鲜明的传统制造业集群，在模具、轴承、液气密、紧固件等细分领域形成比较优势。
服饰纺织业巨头S公司的染色车间遍布先进机器，鲜见操作工人，更看不到各色染料，一改过去人们对传统纺织印染企业“大染缸”的印象。S公司目前市值超过千亿元，凭借雄厚实力，完全可以在高回报的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为什么坚决不做？S公司董事长对此轻描淡写：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了。正是得益于这种“专注”，S公司在风浪中搏击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纵向一体化服装制造商，连续数年名列中国针织服装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第一位。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宁波制造业，当初多是由一些有胆有识的农民“洗脚上田”办起来的。办企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时势变迁也让许多企业家认识到，坚韧不拔不是一成不变，创新才是制造业的灵魂所在。
一根纱线进去，45分钟后，一件成衣就做好了。拿在手上细看，这件成衣没有一处接缝，真正的一体成型，把纱线变为成衣的“魔术师”就是宁波C公司。从最初的手摇横机到最新的一体成型电脑横机，C公司始终深耕针织装备的研制。伴随着一轮轮产品迭代，C公司也实现了自身研发与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前针织装备德国第一、日本第二，我们跟在后面跑。从跟跑到领跑，现在我们做到了行业第一。后面追兵紧追不舍，我们更要加快跑。”C公司董事长说。
材料五
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矛盾不存在了，但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其中很多是我们没有遇到、没有处理过的。如果守着我们对过去中国实际的认识不动，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就难以前进。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材料六
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对浙江制造业的一场突击考试。疫情给浙江制造业带来较大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倒逼制造业企业危中寻机，主动加大技改力度，提升智能化水平。
抗疫之初，正值春节，浙江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服产量基本为零。但仅用1个多月时间，浙江就扭转了医疗防护物资供应难的局面。这背后，一批冲在一线的浙江智能制造企业表现可圈可点。在金华，H机器人科技公司技术团队仅用15天时间，就帮助市内5家口罩企业将产能提升20倍，从日产3万只到60万只。2月份，浙江重点口罩机生产企业产能和产量分别是26台和6台，而到3月份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400台和350台。“扭转困局的背后，浙江智能制造功劳不小。而它们之所以能迅速‘转身’，不是凑巧，实则为浙江制造之变。”省经信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
疫情来袭，用工需求量大的温州工业企业率先意识到，以往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式，很难经得起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小企业各有各的发展路径，然而疫情倒逼，让不少制造企业不约而同走上了“技改”这条路。程某是一家摩托车配件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更早嗅到了“复工危机”——满满的订单和一时无法返岗的员工，这意味着想快速复工必须另寻良方。于是，他紧急联系了温州市智能制造研究院工程师凌某，启动了企业技改项目。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自研究院复工以来，不断有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体检”，“忙得忘了吃饭”已成为凌某的工作常态；而在去年这段时间，他才收到零星几家制造企业的技改评估预约。
材料七
2020年3月，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引领，锚定目标、突出关键，开辟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新路径，力争今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显著特征，到2025年建成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强省，到2035年基本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6月，浙江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决议》，提出要从10个方面努力建设好“重要窗口”。“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顺势成为10个方面“重要窗口”之一的“努力建设展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的重要内容。
之前的2003年，也是浙江制造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当年6月，随着“非典”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进入新阶段，浙江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全省工业大会，明确提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举行，首次全面系统概括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即“八八战略”。其中一项正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造业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内外市场开放发展、产业链联动发展、产业融合发展态势越来越明显，制造内容、制造形态、制造方式面临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特别是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之中。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都摆在那里，躲是躲不过去的，关键是怎么去看？怎么去应对？怎么去抢抓机遇、化危为机？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一路坦途的。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中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与希望并存，战胜挑战就是新机遇，克服困难就能再上新台阶，这就是辩证法。
问题一
结合资料1、2、3，谈谈浙江传统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并分析浙江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优势。（40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字数不超过400字。
问题二
根据你对资料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解，以“变”为话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性文章。（60分）
要求：
1.紧密结合给定资料；
2.主旨明确，结构完整，思路清晰；
3.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语言流畅；
4.字数1000-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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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6万名，同比增长1.46%。在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上，女党员2559.9万名，少数民族党员680.3万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661.5万名。在党员的入党时间上，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17.4万名，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入党的1550.9万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党的十八大前入党的6127.7万名，党的十八大以来入党的1495.6万名。在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644.5万名，农牧渔民2556.1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1440.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1010.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67.8万名，学生196.0万名，其他职业人员710.4万名，离退休人员1866.1万名。
2019年共发展党员234.4万名，比上年增长14.06%。其中，发展女党员99.4万名，占42.4%；发展少数民族党员23.6万名，占10.1%；发展35岁及以下党员188.3万名，占80.3%；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06.8万名，占45.6%。发展党员的职业上，工人（含工勤技能人员）14.3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31.6万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管理人员25.3万名，农牧渔民42.4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3.4万名，学生84.4万名，其他职业人员22.9万名。
若阴影部分代表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人数，那么下列哪幅图最能反映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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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 B.B
- C.C
-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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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50元
- B.900元
- C.950元
- D.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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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50元
- B.900元
- C.950元
- D.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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