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社会要形成抵制网络不良信息的“防火墙”。网络文化产品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经营者是否违法经营,受众最先知道、最有发言权。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监管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应健全群众举报体系,构建严密的社会监督网络,使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违法行为无藏身之地;引导和教育广大网民增强鉴别能力,面对形形色色的网络文化产品保持清醒头脑,不受骗上当,不误入歧途;帮助网民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从思想上打造铜墙铁壁,自觉抵制通过网络传播的不良信息。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 A.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监管要构建监督网络
- B.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监管要依靠群众力量
- C.网络文化产业经营者要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 D.网络文化产业经营者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管
正确答案及解析
正确答案
解析
第一步,阅读文段,本文段为“分总分”结构。文段第一二句主要强调社会群众在网络文化产品监督过程中的重要性。文段第三句提出文段中的重点,即“对网络文化产业进行监管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随后,文段就这一重点,分别从“建立群众举报体系“、”提高网民鉴别能力”以及“提高网民自身道德修养”三个层面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说明。第二步,对比选项,文段主要围绕文化网络产业监督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B项为文段中重点句的同义替换。因此,选择B选项。A项:仅围绕文段后半段“分”中的部分进行论述,非重点,故排除。C项:主要围绕网络文化经营者进行阐述,主体不符,故排除D项:主要强调网络文化产业经营者与群众监管之间的关系,但是文段主要强调的是网络文化产品的监督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主体不符,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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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阅读给定材料,并按照要求回答问题。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本次测试共1题,满分100分。
给定材料
材料1
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重点是照后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大幅缩短商标注册周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再压减一半。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决不允许假冒伪劣滋生蔓延,决不允许执法者吃拿卡要。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必须到现场办的也要力争做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大力推进综合执法机构机制改革,着力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加快政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打通信息孤岛。清理群众和企业办事的各类证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要破障碍、去烦苛、筑坦途,为市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
——摘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8年3月5日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材料2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简称为“放管服”改革。其中,”放”就是简政放权;“管”就是放管结合;“服”就是优化服务。三者互为补充,紧密相关。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提基础,优化服务是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实行效果良好基础上的高层次要求,是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放管服”三管齐下改革思路的提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逐步完善的过程:2014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2015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力度”;2016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材料3
在C市不动产登记大厅的自助申报设备前,记者看到,正在帮客户代办不动产登记证的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将客户身份证放在读卡器上面扫描,买卖双方的身份信息立即显示在屏幕上,轻点鼠标,《买卖合同》和《不动产登记申请表》就都打印出来了。记者看了一眼买卖合同,只有薄薄一页纸,需要填写的空格一共12个。“此前买卖合同共计8页约114项空格需要手填,办理二手房交易过户手续,没小半天办不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而现在通过二手房自助申报系统,整个流程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简政放权,“简”字当头。商事制度改革的“简”,其核心在于推进市场准入便利化,给企业准入提速。相关部门瞄准不合时宜的陈规旧制、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束缚企业创业创新的繁文缛节,能简化的手续尽量简化,为市场增活力、为发展添动力。G省某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女士告诉记者:“去年4月,我在‘红盾网’填了资料,审核通过后,第二天去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张女士几年前也办过企业,但那时候仅工商登记环节就前后去了6次,往返折腾让她苦不堪言。现在,该省开办企业的办理时间可压缩至15天内。
2016年,全国新增登记企业同比增长24.5%,平均每天新登记1.51万户,比2013年改革前每天新登记0.69万户的水平翻了一番。如果加上个体工商户,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市场主体达4.51万户,各类创业创新主体实现爆发式增长,对加快新动能发展和吸纳就业发挥了显著支撑作用。
材料4
为不断提高被取消下放的审批事项“含金量”,近年来相关部门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分9批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1700多项的40%,提前兑现本届政府承诺目标;取消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別,今后各部门不能再通过部门规章或文件设定,使之成为历史;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269项;中央层面核准的投资项目数量累计减少90%,外商投资项目95%以上已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在地方,多数省份减少审批事项50%左右,有的超过70%。
——改革商事制度。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压减87%以上,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推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启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企业设立便利度明显提高,时间大幅缩短。
——削减职业资格。分7期取消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434项,占原总数70%以上,减少了就业资格限制。
——清理审批中介。分3批清理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323项,占原总数的74%,实行中介服务机构与审批部门彻底脱钩,规范了中介服务。
——实行减税降费。出台营改增、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结构性减税,全面清理涉企收费,中央和省级政府取消、停征和减免收费1100多项,其中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69%,政府性基金减少30%,2013-2016年累计减轻企业负担2万多亿元,2017年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可使企业全年减负1万多亿元。
——放开政府定价。中央政府定价项目减少80%,31个省市区定价项目平均减少80%左右,余下定价项目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和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管制大幅减少。
——压缩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数量,已由2013年的220个大幅压减到94个,压减率达57%,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提升到60%,扩大了地方自主权。 (以上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9月)
材料5
“请工作人员启动随机摇号。”随着E市L区工商局C局长一声令下,屏幕上的名单开始滚动。几秒钟后,屏幕上依次显示随机抽取的市场主体和相关执法人员名单。随后记者了解到:这“谁查”和“查谁”随机抽取,即“双随机”。“双随机”监管的关键是“随机”。过程和结果的公开是“双随机”透明化的重要保证。检查人员、被检查对象都是通过计算机系统排列组合,随机产生,形成无法人为干预的“黑盒子”,杜绝了选择执法、人情稽查。以往“想查谁就查谁”“想由谁查就谁查”“想怎么查就怎么查”……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个别人员任性执法,曾饱受市场主体诟病。而今“双随机,一公开”能很好地打破原来监管模式下可能产生的灰色利益链条,让执法权力寻租无门。
“‘一单、两库、一细则 ’是‘双随机、一公开’的基础,指的是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随机抽查工作细则。这一做法让‘双随机’执行起来更规范。”C局长告诉记者,“在实践中我们还将‘信用监’‘风险监管’引入了‘双随机’,对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分类,从而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同时也运用大数据,将市场主体的投诉记录、违法记录、负面舆情等进行风险分析,及时启动针对特定行业、区域和主体的‘双随机’抽查。”
将“人情执法”拒之门外,让“熟人圈子”不再管用。作为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双随机、一公开”充分体现了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和简约性,大大促进了依法行政、执法公正。目前,全国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均已按要求拿出“一单、两库、一细则”。
“13个部门管不好一张小广告”“渣土车有11个部门在管”“城市垃圾七八个部门在管”……前几年,市场监管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饱受各方诟病。破解“鱼龙混杂”“九龙治水”难题,关键在一个“合”字。推进市场监管领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合响应和协调机制,消除重复执法,堵住监管“缝隙”。从“几个大盖帽管不好一个大草帽”的昨日,到综合监管全面推行的今天,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不断推进,涉及各部门“ 权力再分配”,“舍得下”才能在群众有需求的时候“扛起来 ”。舍得之间,彰显大智慧。
材料6
宽敞、整洁、舒适的办事大厅、人性化的柜台、座椅设施,电子屏幕一站式导航服务,这些在F省基本上是各政务服务中心的“标配”。工商、税务、交通、公安出入境登记……各种便民服务和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在一栋大楼里,让群众享受到“一站式”办事体验。
服务大厅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群众提供的服务指南里不允许有模糊表述、出现兜底条款,使用“以及”“或”等字眼。“‘跑一趟’创新了政府的服务理念,体现了为民办事的服务意识。”让群众少走冤枉路、一次性告知很重要。材料清单的语言表述一定要很清楚,话要说干净,不允许有歧义。
服务意识、耐心细心,已是很多地方优化服务的基本要求。X区国税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化解纳税人的不理解、不耐烦情绪,他们建立了拓展办税服务厅,纳税人可享受24小时全天候自助服务,并可在等候区观看动画短片、聆听轻音乐来放松减压,“还设了‘税企恳谈角’‘负能量宣泄室’,为带有负面情绪的外来办税人员提供干预服务,使他们在轻松的环境中舒缓情绪,从而化解矛盾。”
依靠技术手段为政务服务加速,很多地方政府也尝试创新了不少办法。比如, “互联网+”已成为很多地方政务服务的技术手段之一。J省全省政务服务一张网2017年6月正式运行,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了省域范围内行政权力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打破数据孤岛,做到“同一事项、同一标准、同一编码”。同时在全国率先引入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的综合旗舰店理念,政府部门也开起了“网店”,全省65个部门当起“店小二”,一起提供7万多项免费的政务服务“商品”,供“消费者”挑选。
大数据、云计算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政务服务中。比如,G省加快推进人口、法人等公用基础数据库,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网上办事数据库以及投资审批、工商登记等专题应用数据库建设,已整合400多万法人信息、1.2亿人口信息和超过5.5亿条网上办事数据,有效支撑投资审批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信用信息监管、行政效能监督等30个跨部门、跨层级的“放管服”改革业务应用。
位于C市T区的某政务大厅,主要服务的是该区产业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这个办事大厅里,不仅有像咖啡厅一样的办事等候区,还有小机器人递送咖啡。企业来办事时,与工作人员面对面坐在办公桌前平等交流,人情味十足。除此之外,线上一网式办理,线下一窗式办结,遇到难事了,还有专人帮助企业实施全流程VIP服务,自助办理区也是24小时不打烊。像T区这样放下身段,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从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这几年来不断涌现,这一理念的转变,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
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肯定了我国改革成效,指出近3年我国营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由2014年的第96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18位。
材料7
“放管服”改革是否到位,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为群众生活及办事增便利。日前,记者跟随国务院办公厅“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第X督查组来到B市,体会到了这一改革对群众的重要意义。
B市K街道用大数据优化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测算年内满60岁老年人口情况,帮他们代办老年证,在老人生日当天由街道委任的街巷长“送证上门”,将公共服务体验延伸到居民家中。政府部门从“等民上门”变为“送政上门”,受到群众好评。
该街道由“一把手”主抓,设立大数据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指挥中心,由于打通了各部门的“信息孤岛”,汇聚政务数据与证照数据,居民从此不用重复提供证件和基本信息,就能很快办理各种证照,从根本上杜绝了类似“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
利用大数据技术只是手段,关键在于提升治理能力,精准地疏通群众办事的“堵点”。在B市N区,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时,居民不用证明其残疾人和低保身份,靠曾经申办过的数据沉积即可顺利提交申请,申请时填写数据项减少50%,受理时长缩减80%。办理清洁能源核对证明业务,受理时间由原来的6分钟缩减到1分钟,也大大节省了工作人员核实多份材料的时间,可谓双赢。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部门还可以提高政策出台的预见性和针对性,提供更多的延伸服务。比如,“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后,“入园难”成为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 B市K街道应用大数据,以热力图等统计图表直观呈现辖区人口情况,预测未来两年内0—3岁幼儿入园需求、趋势和人数区间,根据入托幼儿分布实情选址,提前谋划2018年建设一南一北两个幼儿园。近几年,停车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该街道还依托实际居住居民机动车持有量与市政停车泊位规划数据,与地理系统结合,以相关数据助力决策,充分挖潜,分步规划设置面向居民的公共停车场,有效缓解群众停车难问题。
材料8
国家发展改革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对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10日网上与“放管服”改革相关的120多万条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近九成网民对改革成效表示满意,认为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举措数量多、覆盖面广、含金量高,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让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网民普遍期待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强化政策落实工作。
作为推进政府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放管服”改革近年来成效显著。大数据分析显示,2015年以来,网民满意度持续上升,至2017年已从84.85%升至89.90%。
网民普遍认为,“放管服”改革正逐步向纵深推进,简政放权的政策红利进一步释放,使百姓生活获得了更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此外,随着国务院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先照后证”“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改革举措,各地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更加宽松平等的准入环境,企业的改革获得感也在不断增强。

图1 近三年来网民对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满意度走势
“放管服”的改革成效方面,96.62%的网民认为,“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2016年的数据显示,全年全国新增登记企业同比增长24.5%,各类创业创新主体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对加快新动能发展和吸纳就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这是2016年以来相关部门瞄准不合时宜的陈规旧制、束缚企业创业创新的繁文缛节,全面降低创业准入制度成本带来的显著成果。
84.64%的网民认为,“放管服”改革使便民服务更加丰富有效。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地纷纷结合实际,突破常规,推出了多项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如改革居民身份证申领制度、推行驾考管理制度改革、深化车检制度改革、设立出入境证件办理“绿色通道”、推出“口岸签证代转申请服务”便民措施等,不仅充分展示了改革含金量,也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数据显示,网民对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政放权等方面改革评价最高,满意度都在80%以上。简政放权方面的亮点举措最多,网民认为,一年多以来简政放权力度空前,从事一些行业不必再考资格证,就业创业门槛大大降低。

图2 2016年以来“放管服”改革各方面工作评价和关注分布
与此同时,网民持续关注政府“放管服”改革工作的进展,并期待诸多好政策、优惠举措尽快落地。
其中,“进一步规范审批流程和压缩审批时限”期待度最高,达92.41%。企业反映,在具体办事过程中,仍不同程度地面临审批事项杂、审批材料多、审批程序繁琐等问题。
多数网民期待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期待度达81.89%。有网民称,目前基层执法机构执法人员少和检查对象多、执法水平偏低和监管要求较高的矛盾仍然突出,一线工作压力巨大。
{图2}
图3 网民对“放管服”改革举措的期待度分布
多数网民期待实现政府部门之间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当前,我国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仍处于“条块分割、纵强横弱、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窘境,网民期待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各级政府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各领域,消除政务服务网与各部门系统之间的壁垒,打破信息共享“最后一公里”,从根本上解决好群众和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多头跑、重复提交材料的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办事只跑一次,或者一次也不用跑。
材料9
某省召开“放管服”改革专项座谈会,与会代表和专家们围绕“放管服”改革建言献策:
“在大量减少审批后,政府管理方式更多体现为事中事后监管,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监管者必须积极适应这种转变。”人大代表A表示,必须加快厘清政府部门市场监管职责和责任分工,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避免“有利争着管、无利都不管”。同时,围绕协同监管,加快推进部门间依法履职信息互联互通,形成联动响应、齐抓共管的监管格局。
政协委员R认为,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将承接越来越多职权,但一些为行政审批提供中介服务的社会组织行政化色彩浓厚,与权力部门关系或明或暗,影响简政放权实效。要管住、管好“红顶中介”,必须推进政府与中介机构彻底脱钩,把中介组织的职责权限边界划分清楚,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
放权不是自由落体,也不是放任不管。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但“法定职责必须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改善和加强政府管理。”政协委员N表示,政府把该管的事管好,才能使市场和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有的官员不吃不拿,可也不干,存在懒政怠政思想和不作为、慢作为现象,影响政府服务效能。”群众代表D建议,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行政审批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对违反行政审批相关规定、失职渎职的经办人员,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不易,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更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专家E指出,如果说,改革刚开始时,主攻点在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革除旧弊,那么现在,当老办法不能用、老本领不管用了,如何更好地把握新理念、掌握新本领,就成为制约“放管服”改革的关键。
基层公务员代表F坦言,不可否认,新形势下,面对繁重的下放审批事项,不少政府工作人员缺乏相关工作经验和专业背景知识,一定程度存在“本领恐慌”问题。“没了审批权,工作怎么干,政府还能做什么”“权力放开了,万一出乱子怎么办”相较于体制机制弊病和利益纠葛,来自于思维观念、行为习惯的阻力恐怕要更大一些。
督查员G反映了“放管服”改革中遇到的一些共性问题:一些部门还存在“恋权”思想,在放权上小心翼翼、放得不够彻底;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放权造成的管理难度提升,没做好思想准备,不同监管部门数据不共享,形成政务信用信息孤岛,让一些市场主体钻了空子;有的地方在服务上还有待深入和提高。一些不合时宜的陈规旧制还没有废除、束缚企业创业创新的繁文缛节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简政放权不是“不管”,也不是“少管”,而是科学高效地“管”。企业家代表H认为,简政放权要科学依法,把握好深化简政放权与激发市场活力的关系。比如食品药品审批事项,确实需要事先审批严格把关的,要管住管好,不能一味追求减少项目数量而随意下放。
权力下放了,事后监管要更加严格。在如何加强事后监管方面,人大代表Z建议推进智能化监管,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监管手段,实现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同时建立第三方事后评估制度。针对行政审批事项的运行,监管情况及便民利企、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工作效率等情况进行评估,并及时调整和优化。
材料10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明】 于谦《咏煤炭》
《咏煤炭》是明代名臣于谦所作的一首咏物诗。作者以煤炭自喻,托物言志,抒发了自己敢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抱负和情怀。尾联“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是作者为民效力愿望的真诚袒露。习近平总书记在《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在检查节日市场供应和物价情况时的讲话》等文中引用过这句诗。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都说过,“心无百姓莫为官”。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手握公权,就要为民办事。否则,啥也不能,为啥选你?啥也不干,要你干啥?总书记引用这句诗,就是要求各级干部抓实做细民生工作,努力办实每件民生小事。
作答要求
一、请深入思考给定材料10中划线句:“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联系“放管服”改革实践,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
1.依据给定材料,可不拘泥于给定材料。
2.观点明确,论证充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语言流畅。
3.不必提供对策。
4.不要大段摘抄材料。
5.作答时必须用黑色墨水的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上一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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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春节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材料二
“年”怎么过?90%的广州人都会逛一趟花街。
2017年1月25日,开市一声响锣,越秀、荔湾、海珠、天河、白云、黄埔等广州11个花市正式拉开序幕。
材料三
这些年来,“过年”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下面通过案例的形式来感受这些变化。
除夕这天,家住怡宁新村的老范一家人像往年一样团聚在一起。不一样的是,往年过年,大家喜欢打扑克、搓麻将,一起热闹热闹,增添节日氛围,但今年,直到除夕下午也没组织“牌局”,而是在微信群里抢红包,玩得“不亦乐乎”。老范建的这个微信“家人群”,原本是想让今年远在外地值班不能回家的姑妈、表姐几家通过微信群和大家团圆。“没想到不管长辈还是孩子,在群里都聊得很起劲,比我还积极。”老范笑说。不仅如此,“赶时髦”的一家子还在群里玩起了“抢红包”的游戏,30多个人轮流发红包,看谁抢得多。虽然每次随机抢到的只是几块、几毛甚至更少,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无论相隔多远,都犹如团聚在一起。
有人归心似箭,有人“望乡却步”。后者思念家乡却又害怕归乡,渴望团圆却又心有顾虑。这个群体,被称为“恐归族”。
相比于“恐归族”、“恨嫁族”,山东小伙小王把自己归为“城漂族”,他过年回家最怕的是顿顿喝酒。“头整天晕乎乎,胃整天辣辣的,真是怕了。”小王说,老家在农村,春节没啥事儿,亲戚朋友就聚在一起喝酒;他的酒量不好,每喝必倒,但不能不喝,怕伤了和气。
大学即将毕业,小李今年一点也不想回家过年。他说:“我现在就怕家人问起来毕业之后的事,更怕同学聚会时,人家保研的保研,考研的考研,签工作的签工作,可是我还没个着落,这个年肯定难过。”像小李一样觉得自己“混”得不如别人而不愿回家的年轻人不在少数。有调查显示,69%的人过年不想回家的原因是“不能衣锦还乡,面子上过不去”。
团圆的喜悦与生活的焦虑并存,后者在春节期间集中爆发。“恐归族”感叹:过节,怎么就成了“过劫”?而更多的人在问:怎样让过年回归质朴的舒心和快乐?
材料四
如今,科技的高速发展让我们迈入了智能网络时代:街上往来的人群不再是单纯地行走,餐桌前的人手上握着的不再只是筷子,电视机前的人注视的也不再只是节目内容,随处可见的是低头玩手机的年轻人。
晒朋友圈、刷朋友圈是很多年轻人过年的时候特别热衷的活动。然而,面对过年时朋友圈里不断刷屏的吃吃喝喝、残羹剩饭的图片,有的网友动起了心思。有晒春联的:在朋友圈里晒晒自己家的春联,是手写的就更好了,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新年的美好祝愿,也可以展现自己的人文素养。还有晒民俗的:“五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各地都有自己的民俗。网友们将拍摄到的民俗活动图片在朋友圈“显摆显摆”,既吸引了朋友的目光,又传播了中华美好的传统文化。更有晒亲情的:给爸爸捶背的镜头,帮妈妈梳头的镜头,带孩子戏耍的镜头,与妻子交心的镜头,大大方方在朋友圈晒一晒,分享自己的幸福亲情,也能激发别人的小家情怀。
随着人们对空气质量问题的持续关注,烟花爆竹的禁放问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2017年1月,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扩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实现市县域全覆盖,包括乡镇和农村,坚决杜绝燃放烟花爆竹。但仅在下发通知两天后,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文件,决定收回并停止实施该通知。
这则“最严鞭炮禁放令”,最后以“朝令夕改”而告终,确实让人意外。其直接原因或源自该省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的联名上书。可社会对于烟花爆竹的需求,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消费问题。虽然这起事件中,当地民众对于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态度未能突显,但政府部门对于禁令的紧急叫停,或许折射了当前环保与民俗之间的某种拉锯尴尬。
《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问题:
请结合全部给定材料,以“透视春节之变”为主题,写作一遍议论文。
题目自拟、观点正确、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不要大段撕抄材料,在1500—1800字之间(计入标点与空格)。
- 查看答案
材料一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材料二
除了悠久的海洋贸易传统,广州也拥有得天独厚的内陆水运优势。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汇集了西江、北江和东江三江之水。广州正处于这个庞大水网的枢纽。其中西江、北江促进了内陆腹地和广州的经济互动,在古代就已远达两湖、福建、江南,以及西南的滇、黔、桂诸省。北江是输送两湖的土货、福建的茶叶、江西的瓷器、江南的丝绸和葛布的主干道,连接梅岭古驿道,沟通韶关、清远、英德等地与广州的经济联系。西江流域的覆盖面更广。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西江》中说:“西有三江,其一为漓,一为左,一为右。右江至浔而汇左为一,而右江之名隐;左江至梧而汇漓为一,而左江之名亦隐,惟曰西江。西江在西粤为三,在东粤为一。”而东江则连通了广州与粤东梅州、兴宁、龙川、河源等地。
材料三
仅仅7天,2017年广府庙会便“吸粉”超600万,花城上演国际大联欢:70多个中西交汇的文化项目先后登场,130多场线下演出、展示活动异彩纷呈。历经7年,广府庙会从无到有,关注度排名已成全国“榜眼”。
不同于传统的舞龙舞狮,今年的广府庙会处处体现出科技元素。从北京路的“蚕宝宝”到VR、AR的登场,从千架无人机飞越广州塔到丰富多彩的庙会形式,广府庙会刷新了人们对传统庙会的认识。会玩,是当下不同层次的人的共同需求,更是年轻人的追求。从广府庙会所呈现出的元素看,广州玩出了科技,玩出了时尚。传统文化利用现代科技做得好“玩”一点,使之与社会热点相结合,这满足了当下社会群体的心理需求,也渐渐地成为广州的生活方式。广府庙会,玩转广州,在文化底蕴中感受科技和时尚潮流,这也必将吸引更多的年轻一代走进庙会。
“广州是中国最适合创业的城市之一。”广州在过去6年内5次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名。来自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净增超过2800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增速达到960%。未来几年,广州将不断吸引世界的目光。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2018年世界航线大会、2019年国际港口大会将依次在广州举行。未来五年,广州国际航运、航空、科技创新枢纽功能将进一步强化,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更加稳固,高端资源要素将会加快集聚。
材料四
广州地处五岭之南、南海方滨,是得天独厚的山水城市。广州岭南特色鲜明,多元文化交融,是底蕴深厚的人文城市。为此,广州提出,要按照依山、沿江、滨海的脉络,从北至南形成三个风貌区,彰显广州城市特色,即立足广州自然人文条件,塑造城市特色风貌,形成北部地区山体森林的生态风貌、中部地区历史与现代交融的都市风貌和南部地区滨海新城风貌。具体而言,北部地区,突出山体森林的生态风貌,保护成片农田、生态公益林区、森林公园、水源地等自然空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部地区,突出历史与现代交融的都市风貌,严格控制珠江沿岸的城市开发,保护城市肌理,根植岭南文化,建设古今相融、中西合璧的活力街区。南部地区,突出滨海新城风貌,科学规划生产岸线、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按照国际标准配套各类市政设,建设现代化滨海城市。
材料五
峰会发布的“互联网+”社会服务指数。包含“互联网+益民服务”和“互联网+便捷交通”两个一级指标,以及政府管理和服务新模式、在线医疗新模式、新型教育服务、大数据交通治理等6个分项指数。
城市的现代化,不仅是马路、广场、硬件设施的现代化,最核心的应该是人的现代化。社区是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个环节,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结合点。“共同缔造”既让居民从“小家”走向“大家”, 把社区变成有温度的家园,也让居民在相互交流与合作中提高文明素养,还让越来越多人选择把自己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问题:
请根据全部给定材料,以“广州:传承与发展”为题目,写作一篇议论文。
要求:
观点明确,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语言流畅;篇幅在1500字—1800字(计入标点与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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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农民工希望的未来”
有些人打牌输的连饭都吃不起
据调查,20-30%的农民工都感到极为寂寞,低收入和文化不高限制了他们,赌钱、喝酒等成为寻求刺激,排遣寂寞的方式。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未来
我们这儿有人还没有合同,心里总不踏实,保险什么的也比不上城里人。
我们都寻思,老家学校还是不行,孩子要能来城里的学校就好了。可户口太难弄,孩子上学很麻烦。
30%以上面临无合同用工、拖欠工资等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调查26.2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
44.5%农民工期望提高老家学校教学质量
41.6%农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务工地公办学校上学
材料2: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呈现出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的“不同步性”、成本的“高价化”、结果的“半市民化”等现实特征。
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在绝大多发达国是同步的、合一的、彻底的。例如,英国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美国选择了以自由迁移为特征的非农化转移模式;日本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使其比较直接和快速地完成了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市民化的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二元体制和制度,在渐进改革模式下的城乡人口转移呈现出特有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过程被分割为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第一阶段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农民进城的人数逐年迅速增加。但是,第二阶段即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首先表现在城镇化的公共成本高上。据分析,城市每进入一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会总成本为2.5万元/人(按2000年不变价格)。其次,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表现为个人支付的高成本。具体来说,其一,进入城市搜寻工作的成本高;其二,生活成本、教育培训费用,以及为规避风险而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保险所支付的人均保障费用等也相当高昂;其三,居住的成本高,租住尚且不易,购房更是难于登天。
从农民式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来看,农民工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脏、累、苦、险、差等行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行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在身份上,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户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同等的待遇。在权力保障上,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在城市社会生活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明显的隔离,处于“生存孤岛”之中,且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农民工往往选择单独外出,造成一方面是夫妻分居,另一方面是老者、儿童留守的农村家庭分离。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可,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产生复杂的情结,逐渐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和社会支持。
材料3:
材料4:
某社会学研究人员调查研究了到扬州从事拖砖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以下材料分别是该研究者的部分访谈记录和他所整理的反映这一群体社会网络构成的数据表格,在不少方面生动反映了这一群体的典型生存状态。
◆访谈记录
拖砖人高师傅,路边(指访谈地点,下同):洼子街那边是老乡在扬州城里面最早的一个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砖头市场,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我一开始刚到扬州的时候是住在竹西路的渔业新村的,后来这个地方拆迁了,我们先是搬到马路对面的缸套厂旁边的一个村子里面,后来又搬到了太平北路,再后来才到现在的瓦窑这个地方。我们也想继续租住在竹西路附近,刚开始到扬州的时候就住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氛围,附近的老板缺砖头了都往这路口来。生活上竹西路这边也方便,有菜场超市,现在搬到瓦窑那边了什么都没有,修车也没有以前方便。
某城中村杨书记,村支部:你说到的他们的住所经常被驱赶的事情,这个情况太普遍了。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是摊大饼,在扬州,你以文昌楼为中心画一个圈,这些外来人口的住所就是一圈一圈地往外滩,不断地外迁。跟你举个例子,我们家也是拆迁户,原来就是住在现在的月明苑那个地方。拆迁之前我把家里的房子租给高邮来扬州做小生意的一户人家,民房那边也拆了以后,他们就不租了,到了搬到平山那边去了,那边房租更便宜。你调查的拖砖头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做拆迁这方面的,所以跟随着市场走,这个无可厚非。
拖砖人随师傅,家中:吃上面我们从来不亏待自己,但在扬州也不乱用。出来就是挣钱回家的,在扬州今天做得不顺心我明天就可以走了,没什么念想,也没人管。家里面怎么说也还有一亩三分地呢,饿不死。在这可不一样,挣不着钱就没得活了。在扬州有点钱逢几个月我就在附近的邮政储蓄汇给家里面,儿子女儿都在家里面,老人带着,要用钱。儿子上完初中,要是念不下去娶媳妇儿也要用钱。
拖砖人徐师傅,修车场:虽说每年呆在家里的时间不长,大头的钱我基本都是在家花的,回去过年,哪年都得用好些个钱。就拿今年过年说吧,儿子准备今年春天的时候结婚,家里面去年底也刚刚装修了一个,过年给他简单配了电视冰箱什么的就花了两三万,一年辛苦挣的钱基本都用完了。
某城中村殷主任,村委会:关于他们在扬州给当地带来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交通这一块,因为他们大多是农用车。农用车的年审都是在农资部门,按道理城市道路他们是不能使用的,他们行走的路径只能是北绕城以北的农村地域。所以交警是要查扣他们,因为单纯地通过电子眼的话,他们的号牌不联网,也抓不住他们。
拖砖人王师傅,拖砖市场:扬州的交警很孬种,很坏,他们叫我们侉子(注:侉子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含轻蔑意),我们这种外地牌照的农用车,也会受到歧视。车子放在了路牙边没停进去,也要被拖走。一被逮住,少则八九百,多的要两千多,要忙好几个星期才能弄回来。你还不能说拖走就不要了,毕竟这是吃饭的家伙。去年我们一个老乡就是一个月里面连续被罚了好几次,气得回去了。我们在城市里面挣点钱不容易,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少罚点款。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我去年换了个新车,在扬州上的新牌照。为了这个驾照,在老家学了三四个月都没出来。过去我们大多数老乡用的农用小三卡额定只能拉500公斤的货物,也只能在城区划定的禁区外转悠,抓住违停或者超载的话一罚就是2000块。换了卡车办了本地牌照,交警虽然也知道还是我们这帮人,但是本地的牌照只要按照汽车的规范行驶,交警最起码不会找麻烦。现在的这个车一次能拉3000块砖头不成问题,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躲躲藏藏。另外,除了拖砖,也能做一些其他的货运。
拖砖人刘师傅,家中:我现在的生意,基本都是靠电话联系。很多老乡没生意的时候都拉着砖头在场子上等老板,我很少去。我这人比较懒,有时候晚上去拖建筑垃圾累了,白天就多玩玩,站在那里等也很少有生意,挣不了几个钱。这么多老乡,在扬州做的好不好,全看在扬州熟悉的老板多不多。出门在外,就是看朋友多不多。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如果我现在手上有60万,我也不愿意留在扬州。安徽老家有老人、有小孩、有熟悉的环境,乡里乡亲。自己在扬州,除了一起干活做生意的老乡和经济上有往来的老板,其实社会交往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有60万的钱的话,我更乐意在亳州给儿子买上一套房子,这样老人小孩都能照应到。根据现在的收入,我想等等自己村里面的规划宅基地一旦落实,就准备花个20花砌个三间三层的房子,里面不一定要铺砖,但是外面一定要弄得漂亮些,让人觉得有华堂的感觉,这样显得有面子些。
我兄弟姐妹四个人现在都在扬州。我姐姐和姐夫他们就想留在扬州。他们一个人在超市工作、一个在厂里面的保安,不像我们,他们平时接触的扬州人相对来说类型多点,想法就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倾向于积攒一部分的钱,能在扬州买套房子,一家人就在扬州定下来。
拖砖人女儿,家中:当然是在扬州好,扬州有英语学,我特别喜欢学英语,老家小学没得学。还有在扬州有大超市,老家没有超市。爸爸妈妈都在扬州,我们在这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不要像家里面的很多小朋友一样留守。现在我在扬州也有好多好朋友,放完学的时候我也会到他们家一起玩。
拖砖人小李,家中:我在家里也呆不住,家里面种地啥的以前也没做过,现在年轻人呆在家总觉得会被老乡嘲笑,初中毕业我就出来混了,之前去过北京杭州,也没赚几个钱。我小时候老爸老妈就在扬州做这个行当,结婚以后想定下来了,就来扬州接过我爸的这个活儿,来扬州也五年了,未来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
拖砖人李大姐,修车场:在不在扬州继续干下去,完全取决于收入,我们现在也就走一步算一步,拆迁量小了,交警罚款管得严了,说不定干完这个月我们就走了。去年年底就有好几个老乡做不下去就回去了,反正在扬州也没有抛不下的,顶多损失几百块房租,说走就走。在家也挺不错的,家里的田我说什么也不肯丢掉,愿意就种种,即使不种的话一年零零碎碎的补贴也有小几千。有自己的田,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保障,谁会把户口转到扬州来啊。就是在扬州,每逢收麦子种豆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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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5:
道格?桑德斯,专栏作家、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2007年,桑德斯从欧洲出发,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走访、调查,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之后完成了著作《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以下是某日报记者对桑德斯的采访记录。
记者:你是如何定义“落脚城市”这个概念的?
桑德斯: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乡村移民在城市中生活的起点,这种称呼与传统的学术和官方用词“移民门户”或者“原始社区”区分开来。我们习惯于将落脚城市视为由廉价住房、贫困人口构成的区域,是健康都市的不良生物。但实际上那里充满着向上的活力,作为迁徙过程中的落脚点,那里总是受到忽视,但却聚集了很多向上的动力。在那里生活的人以这个地方为阶梯,希望走到城市中心。
记者: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和“移民”问题上所处的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你居住在伦敦,前几天也到过北京。你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落脚城市”的理解上存在着什么差异?
桑德斯:面对外国读者的时候,我花很长时间去向他们解释移民问题。他们常常并不了解他们的前辈迁移的背景。他们知道移民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移民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他们理解中的变化大都是文化上的变化,但是并不是经济上的变化。我现在定居在伦敦,但是我应该算生活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很多人都是来自非常贫穷的地方。
但我发现,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感知更加敏锐。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移民,然而书中记录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
记者:落脚城市远离都市的核心,但其中的社会生态其实是五脏俱全的。在你的观察中,落脚城市中的人最为渴盼的是什么?
桑德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很多落脚城市中的人每个月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寄回农村老家,支撑家庭的开销;第二部分则为孩子的教育而储蓄;第三部分才是自己的生活开支。可见,他们对于长期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是抱着期望的。
我并不赞成很多人住到落脚城市,我也不是说落脚城市不好,一定要吧落脚城市夷为平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审慎看待这个问题。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般来说是非常有抱负的人,他们也不是当地最穷的人,他们一般有着自己的计划。他们会面临失败,面临着很多问题。他们希望从底层升到中层,把落脚城市作为梯子。但是在有些落脚城市,这些人就不能跨上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过上城市的生活,落脚城市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不应该将它们拆掉。
现在很多落脚城市成为危险之地,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些落脚城市,那里是没有学校的,也没有什么基础措施,政府根本不承认那些地方的存在,以至于那里毒品泛滥,犯罪横行。政府不来管的话,那里就会形成一种帮会组织,形成黑社会。
记者: 你对“贫民窟”和“乡愁”的理解与很多人是不同的。你更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去解读“贫民窟”,而对于“乡村田园”,你则认为那是一种浪漫的误读。你在观察和写作的时候,秉承的是什么样的理论视角。
桑德斯:我参考了两种视角。一种来自于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讲的是我们要做的只是提供法律基础,给他们住房,让市场充分自由。这种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世界各国。我认为,数以万计的资金可以在贫民窟运转,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他们自由。这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建议,但是并没有深入论证。
另外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要管制经济,要有周详的计划。但是计划经济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座座公寓大楼,但是没有给他们发展空间。这样的话没有了“活水”的引入。
在两者之间应该寻求一种平衡点,我们既要保证自由市场的作用,满足贫民窟对市场的需要。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肆意发展,住房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引导或者解决。在处理落脚城市的问题上,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同时提供“水”和“阳光”。
材料6:
浦东林鸣路、金谊一带,人口十分密集,周边巷道曲折狭窄小,混乱拥挤。因通风条件较差,气味极其难闻。这片城中村规模不小,从墙头挂出的各种广告看,这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
在林鸣路上有不少无证餐饮店。在一家电信店门前,褐色的大铁桶里生着柴火,油锅里的油已经开了,老板娘正拿着筷子不断地搅动着刚入锅的油墩子。油锅旁边桌子上的红色塑料盆里,浸泡着一圈圈的条状面粉。老板在一旁将长长的的面条圈在手掌上做成馓子状,接着放进油锅中。油锅里的油已经发黑,浓浓油烟飘向路边,让人腻心。老板说,他的点心经常有人大批量购买。累死的小店,在附近比比皆是。
从林鸣路转弯到了金谊路,凹凸不平的小道不仅路面破损,而且不时有坡度,路的两边散布着低矮不一、排列无序的民房、厂房。早在2011年8月,有居民举报称此处一厂房内有人生产假冒伪劣调味品,该地下作坊被有关部门取缔。时隔近三年,路边的小作坊依旧非常多,种类也十分丰富,其中以家具店、二手电脑维修、玻璃制品店、废品收购站为主。这些小作坊一般都“不算太坏”,但是,在城中村内藏匿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地下食品的加工窝点,不论加工还是送货都很隐蔽,很难被抓到。到了生产旺季,小作坊日夜开工,附近居民不堪其扰。由于这些小作坊根本没有相应的排污配套设施,生产过后的废料也是随地乱扔。
由于这里离中心城区比较近,加上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打工者,但是人多混杂,导致这里的治安并不太好,经常发生盗窃案。“没有人值守,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偷盗现象时有发生,治安有点混乱。”浦东天花庵村的老租户谭先生说。城中村内结构复杂,村内道路狭窄混乱,内部小巷却四通八达,晚上路上连路灯都没有,更不要谈监控探头了。“一年前,邻居家的租户遭盗窃,报了案,如今租户换了一批又一批,案子还是没有破。”谭先生说,即使对这里熟门熟路,他依然没有“安全感”。一些打工者晚上回来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深夜大声嚷嚷,有时还会打架斗殴。
前几年,这些村子的治安情况不太好,引起不少当地居民的反感。“十年前,还有零零散散的传销团队进我们村,他们每天唱歌、拍手、上课,吵得不行,还有人闹着要跳楼呢。”早就从城中村里搬出来的陈先生回忆道,当时,那些传销人员不但花大钱租房,还带动了周围食品店和小餐馆的生意,所以,当时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哪怕只是短租。
材料7:
曹占洪的房东刘大姐40多岁,本地人。当初盖这些平房,刘大姐是为拆迁准备的。但这两年,周边的一些村子先后拆迁改造了,大白楼一带也总有风声,可最后都没有了消息。
大白楼村几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盖房子搜租金过日子。而北面一点的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的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寿宝庄、大白楼一带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等不到拆迁,房源紧俏,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刘大姐这样的房东,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随者“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这样的房客,只有无奈,毕竟,以现在的居住条件,用同样的租金在这座城市是找不到同样的房子的。
也有人选择离开,要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钱,找个交通方便一些、条件更好一点的房子。因为租金涨价,曹占洪的一些朋友离开了大白楼。
曹占洪隔壁的张大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原本住在这是因为房租很低,尽管每天上下班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就勉强忍了,但现在房租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迁,还不如早点搬走。”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饭店业受到影响。饭店老板娘是东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这座城市,除去每个月1500多块钱的房租,一个月小1万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显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来的住户还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点吧”。说起大白楼村未来可能的拆迁改造,老板娘颇为无奈,“没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呗。”
材料8: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贫民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问题的困扰。
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城市的经济危机会驱动着农村贫民转移到了城市。相对于迅速而又庞大的农村——城市移民进程,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些信的人口,这就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甚至扩大。
在中国城市,一方面,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城中村。另一方面,普遍出现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并存的局面,且城市越大越繁荣,与此相伴随的是农村社区的衰落,农村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倾向。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但是如果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的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这些贫民构成的街区很难说不是“贫民窟”。
材料9:
巴西的有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或者不合法的居民区中,常常占用公共土地。据统计,贫民窟人口约占里约热内卢全部居民人口的25%。这些贫民窟是一些外来打工者的家园,但是其卫生条件极差,常常遭到自然灾害和犯罪的侵扰。著名影片《上帝之城》令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举世闻名,这里的贫民窟也成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贫民窟。
历史上,巴西的多届政府都曾试图以强拆的方式清理、甚至消灭贫民窟,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被城市的管理者强行赶走后,穷人们又会另选他处盖起新的贫民窟。
由于缺乏治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外界如同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法律、经济体系及自成一体的社会准则。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由于长期成为“城市孤岛”,在一定程度上,贫民窟里的黑帮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还宣称能为居民提供“保护”。警察和军警每次在贫民窟展开治理行动,则更像是在“他国土地”上与敌人作战。在暴力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同时,巴西政府也开始尝试采用柔性的手段。如里约热内卢市当局发起了一项“和平警队”的计划,让“和平警队”进驻贫民窟,并计划到2014年在160个贫民窟建立“和平警队”。
这些警察的职责一半是传统警察的工作,一半是社会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获得居民的好感。比如说,警察们会到育儿中心,与儿童打成一片,让这些儿童在他们腿上爬来爬去,还玩着他们的对讲机以及带有皮套的手枪。一些警官还中断巡逻任务,教孩子们弹吉他和小提琴,并教他们学英语。
材料10: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市貌是这样的:脏乱且摆满小摊贩档的桌椅;晾着洗好衣服的竹竿无序地往窗外伸出;原本仅够两个大家庭的房屋挤满了50个人,而且得共用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不过,这已是不复存在的情景。新加坡在不到40年间通过机构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消除了这个弹丸小国发展初期相当普通的贫民窟景象。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返范例。
为了消除贫民窟,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祖屋”计划,祖屋社区相当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福利房,位于离市区较远的地区,大多数为13-14层的电梯房。由于组屋属于福利房,价格非常低廉。组屋虽然是保障性质的居住区,但是配套设施却十分完善,有公共汽车转换站、地铁站、出租车等待中心等交通配套,其他如商业中心、银行、学校、图书馆、剧院等一应俱全。
在贫民窟的消失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拆迁的手段,因为所有低收入者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组屋,就这样物美价廉的组屋逐渐取代了脏乱差的贫民窟。新加坡政府对建好的组屋,还会经常跟踪维护。一般5年到10年政府就会出资翻新一下老的组屋,不仅是维护外立面,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设施。例如老式的楼梯楼里会加装电梯等等,而且这完全是政府出资的,居民不用负担一分钱。
正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总结的,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自建国以来就有个非常专注的政府。加上他是个城市国家,也大大地促使干预政策有效措施、这也间接提供了一个经验,即城镇化的成功需要全政府上下采用协调行动。”
材料11: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细加快,取得显著进展。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会议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会议要求,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地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会议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第二题、根据所给全部材料,以“农民工、城中村、城镇化”为主题词写一篇文章。(70分)(70分)
要求:要求1.不必提供政策或改进政府工作的建议。2.标题自拟。3.文章应观点鲜明、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语言精练流畅。4.篇幅在1000字左右(计入标本与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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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
“农民工希望的未来”
有些人打牌输的连饭都吃不起
据调查,20-30%的农民工都感到极为寂寞,低收入和文化不高限制了他们,赌钱、喝酒等成为寻求刺激,排遣寂寞的方式。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未来
我们这儿有人还没有合同,心里总不踏实,保险什么的也比不上城里人。
我们都寻思,老家学校还是不行,孩子要能来城里的学校就好了。可户口太难弄,孩子上学很麻烦。
30%以上面临无合同用工、拖欠工资等问题
《中国经济报告》调查26.2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
44.5%农民工期望提高老家学校教学质量
41.6%农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务工地公办学校上学
材料2: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呈现出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的“不同步性”、成本的“高价化”、结果的“半市民化”等现实特征。
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在绝大多发达国是同步的、合一的、彻底的。例如,英国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美国选择了以自由迁移为特征的非农化转移模式;日本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使其比较直接和快速地完成了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市民化的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二元体制和制度,在渐进改革模式下的城乡人口转移呈现出特有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过程被分割为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第一阶段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农民进城的人数逐年迅速增加。但是,第二阶段即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首先表现在城镇化的公共成本高上。据分析,城市每进入一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会总成本为2.5万元/人(按2000年不变价格)。其次,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表现为个人支付的高成本。具体来说,其一,进入城市搜寻工作的成本高;其二,生活成本、教育培训费用,以及为规避风险而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保险所支付的人均保障费用等也相当高昂;其三,居住的成本高,租住尚且不易,购房更是难于登天。
从农民式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来看,农民工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脏、累、苦、险、差等行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行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在身份上,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户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同等的待遇。在权力保障上,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在城市社会生活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明显的隔离,处于“生存孤岛”之中,且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农民工往往选择单独外出,造成一方面是夫妻分居,另一方面是老者、儿童留守的农村家庭分离。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可,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产生复杂的情结,逐渐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和社会支持。
材料3:
材料4:
某社会学研究人员调查研究了到扬州从事拖砖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以下材料分别是该研究者的部分访谈记录和他所整理的反映这一群体社会网络构成的数据表格,在不少方面生动反映了这一群体的典型生存状态。
◆访谈记录
拖砖人高师傅,路边(指访谈地点,下同):洼子街那边是老乡在扬州城里面最早的一个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砖头市场,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我一开始刚到扬州的时候是住在竹西路的渔业新村的,后来这个地方拆迁了,我们先是搬到马路对面的缸套厂旁边的一个村子里面,后来又搬到了太平北路,再后来才到现在的瓦窑这个地方。我们也想继续租住在竹西路附近,刚开始到扬州的时候就住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氛围,附近的老板缺砖头了都往这路口来。生活上竹西路这边也方便,有菜场超市,现在搬到瓦窑那边了什么都没有,修车也没有以前方便。
某城中村杨书记,村支部:你说到的他们的住所经常被驱赶的事情,这个情况太普遍了。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是摊大饼,在扬州,你以文昌楼为中心画一个圈,这些外来人口的住所就是一圈一圈地往外滩,不断地外迁。跟你举个例子,我们家也是拆迁户,原来就是住在现在的月明苑那个地方。拆迁之前我把家里的房子租给高邮来扬州做小生意的一户人家,民房那边也拆了以后,他们就不租了,到了搬到平山那边去了,那边房租更便宜。你调查的拖砖头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做拆迁这方面的,所以跟随着市场走,这个无可厚非。
拖砖人随师傅,家中:吃上面我们从来不亏待自己,但在扬州也不乱用。出来就是挣钱回家的,在扬州今天做得不顺心我明天就可以走了,没什么念想,也没人管。家里面怎么说也还有一亩三分地呢,饿不死。在这可不一样,挣不着钱就没得活了。在扬州有点钱逢几个月我就在附近的邮政储蓄汇给家里面,儿子女儿都在家里面,老人带着,要用钱。儿子上完初中,要是念不下去娶媳妇儿也要用钱。
拖砖人徐师傅,修车场:虽说每年呆在家里的时间不长,大头的钱我基本都是在家花的,回去过年,哪年都得用好些个钱。就拿今年过年说吧,儿子准备今年春天的时候结婚,家里面去年底也刚刚装修了一个,过年给他简单配了电视冰箱什么的就花了两三万,一年辛苦挣的钱基本都用完了。
某城中村殷主任,村委会:关于他们在扬州给当地带来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交通这一块,因为他们大多是农用车。农用车的年审都是在农资部门,按道理城市道路他们是不能使用的,他们行走的路径只能是北绕城以北的农村地域。所以交警是要查扣他们,因为单纯地通过电子眼的话,他们的号牌不联网,也抓不住他们。
拖砖人王师傅,拖砖市场:扬州的交警很孬种,很坏,他们叫我们侉子(注:侉子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含轻蔑意),我们这种外地牌照的农用车,也会受到歧视。车子放在了路牙边没停进去,也要被拖走。一被逮住,少则八九百,多的要两千多,要忙好几个星期才能弄回来。你还不能说拖走就不要了,毕竟这是吃饭的家伙。去年我们一个老乡就是一个月里面连续被罚了好几次,气得回去了。我们在城市里面挣点钱不容易,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少罚点款。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我去年换了个新车,在扬州上的新牌照。为了这个驾照,在老家学了三四个月都没出来。过去我们大多数老乡用的农用小三卡额定只能拉500公斤的货物,也只能在城区划定的禁区外转悠,抓住违停或者超载的话一罚就是2000块。换了卡车办了本地牌照,交警虽然也知道还是我们这帮人,但是本地的牌照只要按照汽车的规范行驶,交警最起码不会找麻烦。现在的这个车一次能拉3000块砖头不成问题,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躲躲藏藏。另外,除了拖砖,也能做一些其他的货运。
拖砖人刘师傅,家中:我现在的生意,基本都是靠电话联系。很多老乡没生意的时候都拉着砖头在场子上等老板,我很少去。我这人比较懒,有时候晚上去拖建筑垃圾累了,白天就多玩玩,站在那里等也很少有生意,挣不了几个钱。这么多老乡,在扬州做的好不好,全看在扬州熟悉的老板多不多。出门在外,就是看朋友多不多。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如果我现在手上有60万,我也不愿意留在扬州。安徽老家有老人、有小孩、有熟悉的环境,乡里乡亲。自己在扬州,除了一起干活做生意的老乡和经济上有往来的老板,其实社会交往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有60万的钱的话,我更乐意在亳州给儿子买上一套房子,这样老人小孩都能照应到。根据现在的收入,我想等等自己村里面的规划宅基地一旦落实,就准备花个20花砌个三间三层的房子,里面不一定要铺砖,但是外面一定要弄得漂亮些,让人觉得有华堂的感觉,这样显得有面子些。
我兄弟姐妹四个人现在都在扬州。我姐姐和姐夫他们就想留在扬州。他们一个人在超市工作、一个在厂里面的保安,不像我们,他们平时接触的扬州人相对来说类型多点,想法就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倾向于积攒一部分的钱,能在扬州买套房子,一家人就在扬州定下来。
拖砖人女儿,家中:当然是在扬州好,扬州有英语学,我特别喜欢学英语,老家小学没得学。还有在扬州有大超市,老家没有超市。爸爸妈妈都在扬州,我们在这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不要像家里面的很多小朋友一样留守。现在我在扬州也有好多好朋友,放完学的时候我也会到他们家一起玩。
拖砖人小李,家中:我在家里也呆不住,家里面种地啥的以前也没做过,现在年轻人呆在家总觉得会被老乡嘲笑,初中毕业我就出来混了,之前去过北京杭州,也没赚几个钱。我小时候老爸老妈就在扬州做这个行当,结婚以后想定下来了,就来扬州接过我爸的这个活儿,来扬州也五年了,未来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
拖砖人李大姐,修车场:在不在扬州继续干下去,完全取决于收入,我们现在也就走一步算一步,拆迁量小了,交警罚款管得严了,说不定干完这个月我们就走了。去年年底就有好几个老乡做不下去就回去了,反正在扬州也没有抛不下的,顶多损失几百块房租,说走就走。在家也挺不错的,家里的田我说什么也不肯丢掉,愿意就种种,即使不种的话一年零零碎碎的补贴也有小几千。有自己的田,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保障,谁会把户口转到扬州来啊。就是在扬州,每逢收麦子种豆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去的。

材料5:
道格?桑德斯,专栏作家、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2007年,桑德斯从欧洲出发,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走访、调查,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之后完成了著作《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以下是某日报记者对桑德斯的采访记录。
记者:你是如何定义“落脚城市”这个概念的?
桑德斯: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乡村移民在城市中生活的起点,这种称呼与传统的学术和官方用词“移民门户”或者“原始社区”区分开来。我们习惯于将落脚城市视为由廉价住房、贫困人口构成的区域,是健康都市的不良生物。但实际上那里充满着向上的活力,作为迁徙过程中的落脚点,那里总是受到忽视,但却聚集了很多向上的动力。在那里生活的人以这个地方为阶梯,希望走到城市中心。
记者: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和“移民”问题上所处的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你居住在伦敦,前几天也到过北京。你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落脚城市”的理解上存在着什么差异?
桑德斯:面对外国读者的时候,我花很长时间去向他们解释移民问题。他们常常并不了解他们的前辈迁移的背景。他们知道移民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移民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他们理解中的变化大都是文化上的变化,但是并不是经济上的变化。我现在定居在伦敦,但是我应该算生活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很多人都是来自非常贫穷的地方。
但我发现,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感知更加敏锐。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移民,然而书中记录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
记者:落脚城市远离都市的核心,但其中的社会生态其实是五脏俱全的。在你的观察中,落脚城市中的人最为渴盼的是什么?
桑德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很多落脚城市中的人每个月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寄回农村老家,支撑家庭的开销;第二部分则为孩子的教育而储蓄;第三部分才是自己的生活开支。可见,他们对于长期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是抱着期望的。
我并不赞成很多人住到落脚城市,我也不是说落脚城市不好,一定要吧落脚城市夷为平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审慎看待这个问题。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般来说是非常有抱负的人,他们也不是当地最穷的人,他们一般有着自己的计划。他们会面临失败,面临着很多问题。他们希望从底层升到中层,把落脚城市作为梯子。但是在有些落脚城市,这些人就不能跨上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过上城市的生活,落脚城市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不应该将它们拆掉。
现在很多落脚城市成为危险之地,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些落脚城市,那里是没有学校的,也没有什么基础措施,政府根本不承认那些地方的存在,以至于那里毒品泛滥,犯罪横行。政府不来管的话,那里就会形成一种帮会组织,形成黑社会。
记者: 你对“贫民窟”和“乡愁”的理解与很多人是不同的。你更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去解读“贫民窟”,而对于“乡村田园”,你则认为那是一种浪漫的误读。你在观察和写作的时候,秉承的是什么样的理论视角。
桑德斯:我参考了两种视角。一种来自于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讲的是我们要做的只是提供法律基础,给他们住房,让市场充分自由。这种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世界各国。我认为,数以万计的资金可以在贫民窟运转,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他们自由。这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建议,但是并没有深入论证。
另外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要管制经济,要有周详的计划。但是计划经济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座座公寓大楼,但是没有给他们发展空间。这样的话没有了“活水”的引入。
在两者之间应该寻求一种平衡点,我们既要保证自由市场的作用,满足贫民窟对市场的需要。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肆意发展,住房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引导或者解决。在处理落脚城市的问题上,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同时提供“水”和“阳光”。
材料6:
浦东林鸣路、金谊一带,人口十分密集,周边巷道曲折狭窄小,混乱拥挤。因通风条件较差,气味极其难闻。这片城中村规模不小,从墙头挂出的各种广告看,这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
在林鸣路上有不少无证餐饮店。在一家电信店门前,褐色的大铁桶里生着柴火,油锅里的油已经开了,老板娘正拿着筷子不断地搅动着刚入锅的油墩子。油锅旁边桌子上的红色塑料盆里,浸泡着一圈圈的条状面粉。老板在一旁将长长的的面条圈在手掌上做成馓子状,接着放进油锅中。油锅里的油已经发黑,浓浓油烟飘向路边,让人腻心。老板说,他的点心经常有人大批量购买。累死的小店,在附近比比皆是。
从林鸣路转弯到了金谊路,凹凸不平的小道不仅路面破损,而且不时有坡度,路的两边散布着低矮不一、排列无序的民房、厂房。早在2011年8月,有居民举报称此处一厂房内有人生产假冒伪劣调味品,该地下作坊被有关部门取缔。时隔近三年,路边的小作坊依旧非常多,种类也十分丰富,其中以家具店、二手电脑维修、玻璃制品店、废品收购站为主。这些小作坊一般都“不算太坏”,但是,在城中村内藏匿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地下食品的加工窝点,不论加工还是送货都很隐蔽,很难被抓到。到了生产旺季,小作坊日夜开工,附近居民不堪其扰。由于这些小作坊根本没有相应的排污配套设施,生产过后的废料也是随地乱扔。
由于这里离中心城区比较近,加上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打工者,但是人多混杂,导致这里的治安并不太好,经常发生盗窃案。“没有人值守,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偷盗现象时有发生,治安有点混乱。”浦东天花庵村的老租户谭先生说。城中村内结构复杂,村内道路狭窄混乱,内部小巷却四通八达,晚上路上连路灯都没有,更不要谈监控探头了。“一年前,邻居家的租户遭盗窃,报了案,如今租户换了一批又一批,案子还是没有破。”谭先生说,即使对这里熟门熟路,他依然没有“安全感”。一些打工者晚上回来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深夜大声嚷嚷,有时还会打架斗殴。
前几年,这些村子的治安情况不太好,引起不少当地居民的反感。“十年前,还有零零散散的传销团队进我们村,他们每天唱歌、拍手、上课,吵得不行,还有人闹着要跳楼呢。”早就从城中村里搬出来的陈先生回忆道,当时,那些传销人员不但花大钱租房,还带动了周围食品店和小餐馆的生意,所以,当时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哪怕只是短租。
材料7:
曹占洪的房东刘大姐40多岁,本地人。当初盖这些平房,刘大姐是为拆迁准备的。但这两年,周边的一些村子先后拆迁改造了,大白楼一带也总有风声,可最后都没有了消息。
大白楼村几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盖房子搜租金过日子。而北面一点的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的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寿宝庄、大白楼一带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等不到拆迁,房源紧俏,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刘大姐这样的房东,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随者“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这样的房客,只有无奈,毕竟,以现在的居住条件,用同样的租金在这座城市是找不到同样的房子的。
也有人选择离开,要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钱,找个交通方便一些、条件更好一点的房子。因为租金涨价,曹占洪的一些朋友离开了大白楼。
曹占洪隔壁的张大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原本住在这是因为房租很低,尽管每天上下班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就勉强忍了,但现在房租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迁,还不如早点搬走。”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饭店业受到影响。饭店老板娘是东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这座城市,除去每个月1500多块钱的房租,一个月小1万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显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来的住户还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点吧”。说起大白楼村未来可能的拆迁改造,老板娘颇为无奈,“没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呗。”
材料8: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贫民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问题的困扰。
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城市的经济危机会驱动着农村贫民转移到了城市。相对于迅速而又庞大的农村——城市移民进程,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些信的人口,这就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甚至扩大。
在中国城市,一方面,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城中村。另一方面,普遍出现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并存的局面,且城市越大越繁荣,与此相伴随的是农村社区的衰落,农村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倾向。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但是如果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的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这些贫民构成的街区很难说不是“贫民窟”。
材料9:
巴西的有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或者不合法的居民区中,常常占用公共土地。据统计,贫民窟人口约占里约热内卢全部居民人口的25%。这些贫民窟是一些外来打工者的家园,但是其卫生条件极差,常常遭到自然灾害和犯罪的侵扰。著名影片《上帝之城》令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举世闻名,这里的贫民窟也成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贫民窟。
历史上,巴西的多届政府都曾试图以强拆的方式清理、甚至消灭贫民窟,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被城市的管理者强行赶走后,穷人们又会另选他处盖起新的贫民窟。
由于缺乏治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外界如同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法律、经济体系及自成一体的社会准则。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由于长期成为“城市孤岛”,在一定程度上,贫民窟里的黑帮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还宣称能为居民提供“保护”。警察和军警每次在贫民窟展开治理行动,则更像是在“他国土地”上与敌人作战。在暴力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同时,巴西政府也开始尝试采用柔性的手段。如里约热内卢市当局发起了一项“和平警队”的计划,让“和平警队”进驻贫民窟,并计划到2014年在160个贫民窟建立“和平警队”。
这些警察的职责一半是传统警察的工作,一半是社会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获得居民的好感。比如说,警察们会到育儿中心,与儿童打成一片,让这些儿童在他们腿上爬来爬去,还玩着他们的对讲机以及带有皮套的手枪。一些警官还中断巡逻任务,教孩子们弹吉他和小提琴,并教他们学英语。
材料10: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市貌是这样的:脏乱且摆满小摊贩档的桌椅;晾着洗好衣服的竹竿无序地往窗外伸出;原本仅够两个大家庭的房屋挤满了50个人,而且得共用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不过,这已是不复存在的情景。新加坡在不到40年间通过机构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消除了这个弹丸小国发展初期相当普通的贫民窟景象。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返范例。
为了消除贫民窟,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祖屋”计划,祖屋社区相当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福利房,位于离市区较远的地区,大多数为13-14层的电梯房。由于组屋属于福利房,价格非常低廉。组屋虽然是保障性质的居住区,但是配套设施却十分完善,有公共汽车转换站、地铁站、出租车等待中心等交通配套,其他如商业中心、银行、学校、图书馆、剧院等一应俱全。
在贫民窟的消失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拆迁的手段,因为所有低收入者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组屋,就这样物美价廉的组屋逐渐取代了脏乱差的贫民窟。新加坡政府对建好的组屋,还会经常跟踪维护。一般5年到10年政府就会出资翻新一下老的组屋,不仅是维护外立面,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设施。例如老式的楼梯楼里会加装电梯等等,而且这完全是政府出资的,居民不用负担一分钱。
正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总结的,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自建国以来就有个非常专注的政府。加上他是个城市国家,也大大地促使干预政策有效措施、这也间接提供了一个经验,即城镇化的成功需要全政府上下采用协调行动。”
材料11: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细加快,取得显著进展。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会议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会议要求,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地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会议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第一题、根据材料四,归纳在扬州从事拖砖工作的农民工群体的生产状态。(30分)(30分)
要求:要求1.表达清晰,条理分明,逻辑严密。语言简洁。2.字数在500字以内(计入标点和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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