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日，南京。“五一”小长假结束了，一位六年级小学生还没写完作业。凌晨4点，他开始忙碌。黎明时分，家长发现他在楼道内用围巾上吊自杀了。写不完的作业，成了这名少年死亡的直接“杀手”。无独有偶，另一名跳楼自杀的孩子，被救醒后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不想上学了，作业做不完啊。”

去年暑期，湖北宣恩一中还在补课。部分学生因心生不满，将书本从教室往楼下扔，继而发展为撕烂书本漫天纸屑飞扬。宣恩一中校长说，今年暑假能放20多天，在全州重点高中里，“补课时间已经是短的了”。类似“毁书”的事情并不是新闻，“毁书”所折射的，正是应试教育带给学生的“辛酸”、“苦楚”和巨大压力。

1955年，教育部发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据统计，在近60年里，“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喊了9次，各地的“减负令”多得数不清，其结果却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沉重。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提出尖锐质疑：我们的教育部门都在干什么？60年的贯彻落实就是这样的结果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1999年以来，中国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在持续减少，“学习日”近八成学生睡眠不足，周末也有超过七成睡眠不足。而长期睡眠不足，损害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身体健康，还会带来长期的精神创伤和人格障碍。

“教育改革要解决的莫过于‘减负’和‘择校’两大节点”。在某省教育厅L副厅长看来，择校热，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那些没有“条子”、“票子”的家长只有通过给孩子“增负”的方法为孩子争取一个理想的学习机会，所以说“择校”成为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主要推手，“择校”问题不解决，现有动力机制不改变，“减负”只会越减越重。所以，只有推行适度教育、个性教育，教育才能真正挖掘和发挥人的力量。

在谈到“减负”越减负担越重的问题时，某学校校长Y说，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60年来的“减负令”基本沿袭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聚焦于学校教育本身。从“减负”的主要措施看，历年来的“减负”基本是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入手，这些措施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看，无论各个学校实行的“减负”措施多么有效，只要当家长和学生重新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就业压力时，所有举措都立即变得“苍白无力”，甚至越减越多，于是“减负”工作逐渐演变成“负担过重——减负——负担更重——再减负”的怪圈。

去年8月22日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一条看起来“大快人心”的规定——小学一至三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竟然遭到最多的反对，充满戏剧性。在收到约近6000条意见中，90%不同意小学阶段不留作业。面对汹涌的民意，教育部关于作业的规定变成：“减少作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要积极与家长互动。指导好学生的课外活动。”

不留作业，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真的能减下来吗？答案是否定的。“学校规定说不让学生把书包带回家，家长就去学校偷书，或者买一套教材放在家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说的不是笑话，而是真事。教育系统为学生减负，家长那边却带着孩子补课、买习题书，自己给自己的孩子加码。可怜父母心，倪闽景说，家长的做法是现实的选择，但社会对于教育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家长也需要明白教育本身的规律。

“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人是有差异的，人的智商也有差别。同样的作业，有的学生觉得不多，有的做得慢，就感觉太多，压力太大。”倪闽景的说法恐怕很难被一些家长接受，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哪怕是“一般般”也不可以。

有着多年美国教学经历的纽约大学教授陈宇新认为：美国的“快乐教育”并不一定能教育出快乐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快乐教育”给了孩子们过多的没有根据的自信。然而，现实却并非总是玫瑰色的。自从“快乐教育”的理念从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并逐渐成为美国教育的主流理念后。美国中小学生的教学和科学表现就不断下降。有意思的是，正当美国的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以及企业家们痛心疾首于“快乐教育”的弊端，呼吁更多作业、更多测试、更严标准，主张“增负”时，中国正在努力“减负”。

德州农工大学的威廉·克莱姆(Willinm·Klemm)称，美国需要纠正反对记背的偏见。甚至连美国教育部都拉响了警铃，他们在2008年的一份报告中斥责美国学校，为学生缺少数学运算流利度而感到悲哀。该报告总结道，学校需要接受令人生畏的“灌输知识与实践练习”的教育之道。

理性地来看，美国的教育方式善于挖掘孩子的创造力，适合天才的脱颖而出；但是普通的孩子往往缺乏足够的基本技能训练。这被经济学家公认为是造成美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制造业外流和中产阶级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现有教育方式在基本技能训练上做得不错，但却抑制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让多数孩子感到痛苦。同时这也造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艰难。

“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不会再上第二次了”。听到“取消重点校重点班”，童雨脱口而出这句话。

2012年北京市教委叫停了与升学挂钩的奥数竞赛培训，这原本让童雨十分高兴，她忙给孩子取消了奥数班，因为“孩子并不喜欢学奥数”，终于可以减减负了。

可童雨很快就发现，除了她之外，基本上其他的家长都没给孩子停奥数，校外的那些奥数培训机构生意也越发红火了，她又忙去给孩子重新报名，可是却被告知他们的资格已经被别人顶掉，直到第二个学期才勉强入学，但还是没能回到原来那个拥有名师的班级。

对于取消重点校这一政策。童雨表示严重怀疑：“当初说要取消奥数，可根本就没真落实，你看现在哪个重点初中不考奥数？春苗杯(奥数比赛)不照样办着么？现在又说要取消重点校，可我们敢信么？何况就算取消了重点校的名头，能真的取消一个好学校的优势地位么？”

事实证明，童雨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北京市并没有名义上的重点校，取而代之的是示范校的称号，除市级示范校外，在各区县也有各自的示范校，既有小学，也有初中，政策在落实时变了样。

在今年稍早时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重点校长期积累的名牌效应仍然存在，学校之间的差距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大中城市教育衔接难点调查》，在很多听众尤其是家长们之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孩子是教育的核心，是家庭的希望。虽然很多人不愿承认，但家长们的心态，是幼升小衔接链条上最难解决的难题。部分调查节录如下：

广州家长：我们现在有少年宫的画画还有语言艺术、国际象棋，现在还报了体校的乒乓球、游泳。

记者：那你的女儿每天都上一种班是这样吗？

广州家长：有些一周一次，有些有空就去，反正时间都排满了。

记者：如何准备幼升小的面试？

南京家长：钢琴，街舞，各种衔接班。

比起其他人的迫切和焦虑，一些在犹豫、在反思的家长，似乎更加难能可贵。

上海家长：民办学校入学比较严格，我们就犹豫了，因为我们孩子比较活泼，我和他爸爸不想因为这样一个学校的应试化的教育，那么严格的管理，让孩子丧失了他这种活泼的天性，所以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民办学校的考核，还是希望孩子的天性不要扭曲，我们不想束缚了孩子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教育的真正公平，不是一步两步或是一年两年就能实现。从政府到学校到家长，任何一寸改变，都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未来。

给定资料1-6罗列了我国中小学学生学习负担沉重的种种状况。某市教育局为进一步落实“减负令”要求，呼吁家长配合学校共同为孩子们减负，拟撰写一封致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假如你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请你拟写出该公开信的主要内容。(20分)

要求：内容合理，有可行性，语体正确，400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