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一号文件中聚焦的主题往往是国家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因此历年的一号文件都会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印发。

今天，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问题，表明“三农”问题在中国“重中之重”的地位非但没有弱化，反而更为加强。当前，中国正处在四化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冲刺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缺了农村这一头。四化建设，必须补齐农业这一短板。在国家各项工作中，“三农”的重要属性仍十分明显。这些因素决定了“三农”仍是中央亟须和重点部署的工作，也正是缘于此，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第12次将靶心锁定“三农”。

今年的一号文件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立足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总体性安排定位，延续了2014年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思路并进一步加强。一号文件不仅对全面深化改革大局中的农村板块进行了全面部署，指明了新常态下农村改革的重点和方向，更是首次为农村法治体系化指明了方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2月1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一号文件前面三大板块，“农业要强，农民要富，农村要美，是我们的任务，后面的两大板块则是怎么去实现上述三个目的：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新常态下“三农”发展的目标方向，即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和农村更美。农业要更强，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农民要更富，必须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这就要求不仅要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努力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的势头；农村要更美，必须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农村也不例外。一号文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农村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农村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领域，必须加快完善农业农村法律体系，同步推进城乡法治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只有将深化农村改革的实践和成果纳入法治建设轨道，才能搭建起有效的制度支撑，为“三农”发展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年的一号文件，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法治新进程。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农村是依法治国的基点、重点和难点，农村的法治状况决定中国的法治状况，农民的法治意识决定中国的法治能走多远。”

近年来不断爆出的毒豇豆、甲醛白菜等事件，让人们对高毒农药的滥用情况空前关注。事实上，国务院在2001年就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并于2010年做了新的修订，各部门、各地政府也相应出台了各种具体的管理办法。但是，蔬菜水果的农药滥用，却日益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大问题。

2013年6月，记者来到了农业大省陕西，对该省的重要蔬菜基地渭南市进行了调查。在华县三小镇一个规模较大的蔬菜种植区，记者刚进入这里就闻到了一股强烈而刺鼻的农药味，被丢弃的农药瓶、农药袋和针剂随处可见。在园区的路中央，记者还发现了叫“克百威”的高毒农药包装袋，国家规定这种农药是绝对禁止用在蔬菜水果上的。华县三小镇的菜农告诉记者，蔬菜没有病也要防治，一般10天打一次药。

在十几座大棚之间，记者意外发现了一块露天种植的菜地，一位80多岁的菜农告诉记者，这是他家的自留地，老人说他只吃自留地里的菜，从不吃大棚里长的菜。市面上卖的蔬菜农药滥用，像韭菜虫多就经常用3911农药，而3911农药是农业部明令禁止用于蔬菜水果的高毒农药甲林磷。

事实上，对于这些禁药的毒性，菜农们心知肚明，但是依然大量使用，一位种大棚菜的农户告诉记者，与普通农药相比，高毒农药价格更便宜，以有机磷类的高毒农药为例，300毫升包装的每瓶7-8元，1瓶兑3-4桶水，可以喷1亩地，每亩用药成本比普通农药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一，而且高毒农药灭虫的效果还要比普通农药好得多。菜农说：“冬季蔬菜苗没长的时候就把农药灌了，等覆盖以后就不用打了，那就是高毒农药，韭菜一般用3911农药，残留期有一两个月。”

在渭南市的四个县区一路走访，实地调查了十多个村子后。记者注意到，这里的菜农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会有一块自留地，自留地里有些菜看上去品相不好，但当地农民只吃这种菜，菜农告诉记者，自己家吃的蔬菜不打毒性大的药，卖的可以打。

“自己吃的菜不打药，卖的菜则随意打”，这样的现象让人触目惊心，不仅蔬菜如此，水果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渭南市的葡萄之乡蒲城县，记者就遇上一位果农正在给葡萄喷药，果农告诉记者，有蚜虫的时候用高毒一点儿的农药，比如异柳磷，药店就可以买到，异柳磷又称为甲基异柳磷，同样是高毒农药，国家规定它只准许用于拌种或土壤处理，不能用于防治蔬菜害虫和进行果树的叶面喷雾。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位果农种的毛豆有许多虫咬的痕迹，但这位果农只顾着给葡萄喷药，却不肯往毛豆上打一点点。果农告诉记者，毛豆是自家吃的，就尽量不打高毒的农药。

中国著名的植物学家，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长期跟踪调研高毒农药泛滥的情况，他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作为农药生产、使用的第一大国，单位耕种面积化学农药用量比世界平均用量高出3到5倍，而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农作物面积接近百分之百。在中国不用农药的农田量，不及整个18亿亩农田的万分之一。蒋高明认为，农药的大量使用，一方面良莠不分地杀死了大量害虫的天敌。另一方面导致害虫的抗药性不断增强，农业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农药用量越用越大，而防治效果越来越差，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此外，蒋高明在多地调研中，曾亲眼目睹许多经常喷洒高毒农药的农民最后得癌症死去。他还发现，因滥用农药，各种器官怪异病变正大量增加，农药滥用已成为诱发癌症的罪魁祸首。

2014年11月26日上午，海南省澄迈县北部的老城镇龙凤村，几名身着浅蓝色工作服的男子正在路边的小餐饮店吃粉汤，一家面积有三四平方米的小卖部就开在他们身后。“据我了解，海南农村很多地方的小卖部所售卖的糕点、糖果、饮料等食品，单价以两三元的居多，东西便宜，自然就很好卖。”店主张女士说。

海口市演丰镇美兰墟村村民林雄的“美兰夏日”小卖部跟张女士的小卖部大同小异，也是一个铁皮箱型的，主要经营预包装食品和乳制品，这个店墙上悬挂着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但是已经过期了。林雄有点不好意思，“两个证都该换了，但没有人来检查，我想等到明年小卖部换地方时再换。”

除上述两地，记者走访文昌、乐东等市县发现，海南农村食品市场销售网点具有分布零散、流动强的特点，只要是村民聚居的地方就有食品个体户，这确实方便了广大村民，但问题也不少。村民李大爷对记者说：“之前在镇上的小卖部买牛奶给孙子喝，两块五一罐的那种，买回来后儿媳妇发现这批牛奶的保质期已经过去十几天了，但因为农村人不像城里人那么讲究，食品质量差点没事，过期了也没事，‘三无’食品也没事，又不是有毒的，肚子没事，价格便宜就行了。”对此，在小卖部闲玩的村民也大多表示赞同。

无独有偶，家在农村的刘玉刚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想在镇上买箱‘六个核桃’去拜年，到手一看，却是‘九个核桃’。”近日，多家媒体对类似的“农村山寨食品”进行了曝光。“农村的食品安全现状远比媒体报道的严重得多。”刘玉刚说，“山寨食品包装正规，价位低，乍一看与正牌没什么区别，但闻起来气味刺鼻，喝起来味道奇怪，根本不敢买。”

除了山寨食品，媒体曝光较多的问题小食品，如“辣条”等面制品也在很多乡间小卖部出售。“根据我们的调研，农村和城乡结合部、中小学校周围的小卖部、农村中小学食堂等地方往往是食品安全风险比较高的区域。”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些问题食品大都存在滥用添加剂、超保质期等情况。它们虽然包装正规，标明生产厂家、保质期等，但所谓‘生产厂家’不过是没有生产许可证的小作坊，而一些过了期的食品换过包装仍继续出售。”

2012年以来，海口市加大西海岸开发力度，土地征用面积大幅增加，2014年年底，记者前往海口市进行调查发现，在西海岸南片区和金沙湾项目征地中，博养村上报西秀镇国土所、秀英区国土局的补偿款项表面上没有错误，实则经不起推敲。村民伍项信领到的附着物补偿款高达155万元，其中非洲梀补偿86万元、杂树补偿7万余元、简易平房补偿62万元。按照这份清单伍项信个人竟拥有166.34亩非洲梀、11.35亩杂树、1069平方米简易平房。这些虚报过头的数字甚至让农户征拆清点小组组长伍国演也十分吃惊，“我在村子里生活30多年，没见过成百亩的非洲梀。”

记者询问七八名村民是否见到10亩多的椰树林、上百亩的非洲梀，他们都摇头说：“村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树木？”村民王端云说，“西海岸南片区征收的土地是红土坡旱地，根本没有水田，更没有鱼塘，但是有村民领到18.7亩的鱼塘补偿款9万多元，一个简单羊栏的补偿款就高达19万元。”村民吴诗良给记者出具一份《博养村征地附着物补偿款领取表》显示，现任村党总支书记、海口市人大代表伍国仲的侄女伍桂生、侄儿伍项专分部领取了鱼塘补偿款7万元和简易房补偿款9万元，他说：“这两人并没有在村子里经营过养殖业，也没有建过房屋，哪来的附着物补偿款？”

在博养村采访时，记者还发现，西海岸南片区和金沙湾项目共征用博养村土地2100亩，其中747.64亩属于“耕地承包证”登记的农户承包地，其余近1353亩土地不属于发包给农户的耕地，《村规民约》规定，征地款应该收归村集体收益。

按照《海南省家庭承包耕地合同书》登记，第二联队村民邝道术承包旱坡地1.1亩，而相关征地资料却显示，邝道术被征收承包地面积1.63亩。第二联队村民邝道爱承包旱坡地0.84亩，该户旱坡地被征收承包面积却变为2.71亩。一名不愿透漏姓名的村民说，村党总支副书记张继锦家仅有0.9亩征地，却虚报4.38亩，获取了补偿款25万元。他家本来没有承包地被征用，因为有病急需手术治疗，也仿照张继锦家的做法，领到21万元补偿款，不过自己只拿到1万多元，其他被村干部瓜分了。此外，记者收集到的相关资料显示，有近30名村民通过一户多人登记承包地征收面积的方法套取征地补偿款，少则三四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吴诗良说，第二批、第三批的农民承包地面积和征收土地面积不符合的现象也十分严重。

村务公开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内容。然而，山西省长治市郊区黄碾镇淹村村民向媒体反映，近几年该村一直没有公开过村务，更没有公开过村里的财务收支账目，村里的重大事项完全由村干部说了算，村民对此意见极大。

淹村位于长治郊区漳泽水库边，是一个拥有300多户、1700多口人的村庄。村里一位刘姓老党员说，村两委自2009年换届至今已6年，村集体有各种收入上千万元。开始两年村里还粗略公布一下收支情况，但公开的内容不全面、不详细、不及时，完全处于应付状态，村民本来就疑虑重重，意见很大，而近3年来，村里几乎没开过村民代表会，村内的重大事项几乎从未公开过，收支账目情况也不公开。其间村民多方奔走，要求公开，但至今一直也未如愿。

“甭说公开了，有些事就算在大喇叭里喊一喊，让咱明白明白也行啊！”村民崔金录和刘金玲说。村民崔某说：“越是村务不公开，村民越是不服气。”他还说，2015年1月22日上午，200多名村民得知村里又有一项暗箱操作的工程开了工，愤然出动拦下了这项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村民更不知情的建筑工程，“听说是个河南老板买了村里这块地，要建什么商品房，具体情况大伙儿也不清楚，但肯定没有合法的用地手续。现场就在我家门前，你们不信来看看。”

2015年1月23日，记者专程去了淹村。果然，在淹村公路边一块面积约七八亩的田地里，他们看到场地上停放着车辆和施工机械设备，上面已打起了几个水泥桩，看样子工程刚开工不久，现场还有不少村民看守着，不准动工。

村民魏保安说，近年来，因村子的村务、财务不公开，村里经常发生村民与村干部“顶牛”的事儿。一些村民甚至还因此遭到威胁，闹得人心惶惶的。

2012年3月11日下午3点，像以往的周日一样，家住永兴县悦来乡侯家村的侯建华就开始吆喝着，约上村子里有孩子在镇上读书的10多户邻居，一起把孩子们送上一辆租来的面包车。

“小孩在镇里的初中寄宿，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学校里没有专门的车接送，我们就合租了这台面包车。星期五去学校接，星期日再从村口送到学校。”在侯建华看来，合伙租车是最佳选择了。

近年来，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且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带走了部分孩子，农村适龄儿童减少，许多农村中小学因此停办。在甘肃省庆阳市，2001年至2010年小学数量减少了963所，公立幼儿园减少了144所。撤点并校前，幼儿园、小学的覆盖半径不超过1.5公里，初中的覆盖半径不超过5公里。如今，幼儿、小学生平均上学距离3.1公里，初中生8.2公里，最远达15公里。在江苏省邳州市，早些年的“村村有小学”变成了如今的“3个村只有1所小学”。同时，学校分布也逐渐向县城和乡镇集中。

“我读五年级了，家离学校有六里路，走路太远了，爸爸妈妈不放心，就要我搭这辆面包车上学、回家。这么大点的车厢，装进了十几个同学，我们就像塞进了罐子里，气都透不过来。”岳阳县公田镇一位名叫陈希的小学生满脸委屈。

谈到对“黑校车”的监管，平江县官塘镇中心小学马楷模老师说，“管不到啊！我们没有执法权，能做的只是教育孩子们注意乘车安全，尽量不搭乘改造过的车或者破旧车。”马老师还说：“我们要求家长与学校签订免责协议书，如果在校外乘车出了安全事故，由家长与车主自行协商解决。”话语中透露出学校的无奈。

目前，平江县的农村交警中队只有3个民警，平均每人管辖4个乡镇。其他很多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况，许多农村地区的交警无法承担县乡道路全面巡逻管控任务，也很难及时查处校车的违法行为。

“公安交管部门警力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全力确保主要国、省道交通安全的基础上，很难再有力量对乡村公路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们多次开展集中整治，但效果缺乏长期保障。整治时，这些车辆就暂时停运，等交警一走，这些车辆又上路了。”

由于“夺命校车”事故频发，2011年11月，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迅速制订校车安全条例。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第197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该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初冬时节寒意袭人。A省B县田家村66岁的杨爱芳大娘正顶着寒风接外孙女茜茜放学回家。时年8岁的茜茜是B县第一实验学校二年级的学生。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打工，茜茜跟着姥姥姥爷生活已经5年了。对茜茜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面的声音：“要听姥姥姥爷的话，好好学习，今年我们尽量抽时间回家看你……”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会让茜茜高兴不已，可惜5年来，爸爸妈妈都没能“抽”出时间。

当然，每年也有能回家过年的父母，但春节过后，很多家庭都面临两难选择。临别时，甘国忠的孩子拉着他的衣角恋恋不舍，甘国忠和妻子也只能提起行李，无奈离去。“我们在外面想孩子的时候，只能看看照片，那真是一种肝肠寸断的感觉。”甘国忠说。很多外出务工的夫妻，只能把未成年的儿女留在老家，交给年迈的父母看管。

“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流传在江西农村的顺口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事实上，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教育以及人身安全问题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B县各中小学积极探索和完善留守儿童权利保护工作机制，在改善食宿、规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留守学生的看护人多为祖父母或外公外婆，同孩子们的直接交流又相对较少，很多长期缺少父母关爱的学生“留守综合症”越来越突出，有的不但心理封闭行为偏激，甚至打架逃学。

为解决留守学生心理健康和行为规范问题，A省B县政法委会同县妇联、县机关工委制定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方案，并在全县最大的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光明实验学校开展了“爱心爸妈”活动的试点。方案要求“爱心妈妈（爸爸）每月陪伴留守孩子一天，共建留守儿童爱心之家”。

为推动休息日陪伴活动规范化，B县政法委举办了“留守儿童代理家长培训班”，编发了通俗易懂的《留守儿童代理家长互动守则》《代理家长工作指南》等资料，为代理家长做好工作提供依据；依托县内文化、旅游、娱乐、体育等资源，确定了丰富多样的双休日陪伴活动内容，让代理家长和孩子们自由选择。方案下发后，许多县乡干部主动加入代理家长队伍，目前整个队伍已达500余人。

光明实验学校的刘校长感慨地说：“这项活动太及时了，全校700余名留守儿童真心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不久前的一次由B县政法委同光明实验学校联合举办的留守儿童家长座谈会上，许多孩子的父母对代理家长的做法甚为感动，一致表示自己也要做到“四个一”：每周打一个电话，每月写一封信，每月与班主任联系一次，每月与代理家长沟通一次。

请你结合对全部给定资料的理解与思考，围绕“引导农民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

（1）观点明确，论述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结构完整，思路清晰；

（4）字数在1000～1200字。